古代中缅两国交流的历史意义

⑴ 丝绸之路的开辟对古代世界各地的交流有什么历史作用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在工业化到来的时刻,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已被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10900公里长的新亚欧大陆桥所取代.但是,它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⑵ 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一是经济的交流发展.驴、骡,小麦都是由少数民族经西亚传入中原的,玉米、高梁(也是由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而游牧民族生活必需品则全部来自中原地区.中原的粮、丝、茶与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肉类、奶类、油类等产品,构成整个中华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产品.这种经济上相互补充,互相依存的兼容性,必然形成经济上的民族亲合力,由此而产生政治上的凝聚力.
二是科学文化的进步.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辽南语、燕京语与通古斯语等语系的相互冲击、吸收和锤炼.汉字也吸收了不同民族文字和宗教文化的内容.各民族通过文化及科学上的相互交流和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三是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各民族的衣、食、住、行也都程度不同地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汉族的菜肴制作方法和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步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同样由周边民族地区传来的磨面技术、烧酒制作技术也被汉族充分利用并得到了发展,从而丰富了各自的饮食文化.中原地区的砖、瓦结构的建筑已被几乎所有的民族接受并付诸实施,而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床、桌、椅等,又被各民族所喜爱并广泛使用.

⑶ 说说古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对外交流的史实

一、路上丝路

张骞出使西域

甘宁出使大秦
玄奘西行

东西方相互传入和移植的东西很多，医术、舞蹈、武学和一些著名动植物，都使双方增加了不少视野。汉代习将西方输入的东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萝卜等；唐代则习将它们名称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湾珍珠）等。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定居中国的，单广州便以千计。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21世纪初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
亚非欧商业往来（2世纪初）
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二、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1] 。其中，泉州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秦代：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两汉：最早、最详细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是著名的《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三国：三国时代，东吴雄踞江东，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东吴时期因为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有了很大的进步。
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据有学者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发明了原始水密隔舱。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东吴黄武四年（225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在229年到达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法显陆上西行，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 东牢山。
魏.晋.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
隋.唐.五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等。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北地区经济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3]。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
航路：由泉州或广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宋代：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宋朝先後在广州、杭州、宁波、泉州、胶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苏州、温州、江阴、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东方第一大港。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从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从1320年到1322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郑和下西洋，《明会典》记录了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夷有62国。
清代：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郑成功郑经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⑷ 古代两国间即使相隔甚远也会派出使臣，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古人很深刻地领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

古时候国与国之间，基本无法避免因为领土问题造成的纠纷，甚至很多还因此造成战争的情况，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就连现代的任意两个邻国，之间基本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领土问题，这些问提很多都会成为日后双方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古代的邻国之间其实是很难搞好关系的。

而且古代的通信和交通完全没有现在这样发达，这些出使他国的使臣还有收集情报的任务，他们被派到敌人的邻国附近，使臣常年居住在哪里，如果敌国有什么异动，他们会第一时间报告给自己的国家。这样就能让自己国家在对外战争之中获得先机。

⑸ 古代历史在对外交流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第一位——张骞
西汉时期外交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为郎。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 。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第二位——毛遂

毛遂自荐的成语典故：

战国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门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毛遂（我）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签订‘合纵’盟约，约定与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而且不到外边去寻找。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先生就以（我）毛遂凑足人数出发吧！”平原君说：“先生来到（我）赵胜门下到现在（有）几年了？”毛遂说：“到现在（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它的尖梢立即就要显现出来。现在，处在（我）赵胜的门下已经三年了，左右的人们（对你）没有称道（的话），赵胜（我）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赞语，这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先生不能（一道前往），先生请留下！”毛遂说：“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我）就会象禾穗的尖芒那样，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尖梢露出来而已。”平原君终于与毛遂一道前往（楚国）。那十九个人互相用目光示意嘲笑他却都没有说出来。

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吗？”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捕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至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
第三位——苏秦合纵攻强秦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被人们认为是有名的辩土 生卒年不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他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为了燕国的强大而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大大影响齐、赵、魏等国的政治决策，为燕伐齐做了准备。他取法诸于百家的学说加以融汇，游说诸侯国君，讲究机谋权变，被推为当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第四位——蔺相如：完璧归赵
第五位——晏子使楚
第六位——郑和下西洋
第七位——苏武
苏武牧羊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武也以其坚贞不屈的气节名垂青史。和其他九位外交使节不同的是，苏武的经历充满了悲壮和苦难，这也正是他得以上榜的原因。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逼迫背叛汉朝，臣服单于。匈奴人劝降不成，就把他独自一人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始终守志不屈。公元前81年，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单于终于放回了苏武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鸿雁传书的典故就来自苏武的事迹。

第八位——冯夫人

解忧公主陪嫁仕女。当年解忧公主下嫁的时候，有一位随行侍者，姓冯名嫽，这是一位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才干和远见的女子。史书称她“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汉书·西域传）》。说明她既有政治才能，又善于外交，所以在西域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冯嫽早年即嫁给乌孙右大将为夫人。乌孙官制，左右大将的地位，仅次于相和大禄，所以右大将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西域都护郑吉知道右大将和乌就屠私人关系很好，又了解冯嫽的才干和威望，便请冯嫽去说乌就屠归顺汉朝。冯夫人接受了这一任务，冒着生命危险，亲至北山见乌就屠，陈说利害。乌就屠听说汉大军已至敦煌，国人对他的行为不满，匈奴又不可恃，不得不接受冯嫽的劝告，并请她从中斡旋，希望汉朝能给他一个封号。
后化解边疆矛盾，被西域任命称为冯夫人。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外交家。

还有好多如班超、诸葛亮、王玄策（唐朝人——出访天竺）、富弼（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两度出使契丹）、李鸿章、曾纪泽（中国清末外交官）还有战国末年的唐雎（在中学时学过一篇文言文《唐雎不辱使命》）等.......

⑹ 简述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印最大亮点就是两国政府在推动建设“中缅孟印经济走廊”方面达成一致。
中国通过与南亚国家建立经济走廊，可以借助经济合作的深化，改善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同时，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起到强力促进作用。
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无论从政治、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中国、从相关国家看，建设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都有极大的好处。中国可以借此完成经济结构的升级，相关国家则可以借助中国强大的投资、加工和技术能力，使国内经济社会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改变，值得各方好好珍惜。
中国政府同印方共同提出建设孟中印缅（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的倡议。此举契合了地区国家的共同心声，也为中国与南亚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推进南亚区域次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尽管印、孟、缅三国媒体对四国经济走廊的报道不多，但这一构想已引起欧美的关注。德国财经网22日以“中印更加接近”为题评论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正在加强合作，两国领导人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推动中印两大市场更加紧密联系”，“这将有利于印度产品销往中国，该走廊对目前相对落后的南亚地区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项目”。德国《明镜》周刊驻印度记者则以“胜利的微笑”为题报道说，“中国在印度洋周边的影响力增加让印度别无选择，只能与强大的邻居结成经济合作伙伴”。
环顾中国周边，在西北方向，有牢固的上合组织，这是中国稳固的大后方。由于上合组织囊括了中俄两大重量级国家，并且内部睦邻友好交流十分顺畅，外界很难在这里挑事。这是中国目前惟一没有受到域外势力挑战和渗透的地方。在北方，虽然日本正通过合作开发稀土、鼓励政治民主化等方式极力拉拢蒙古，但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中蒙之间频繁的经济合作，以及中蒙传统友好关系的发展，使得该地区出现动荡可能性也不大。但在东海和南海，因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菲律宾等在领土问题上的频繁挑衅，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不安定。
在此情况下，中国西南方向是否稳定至关重要。西南稳定，中国大半个周边稳定，可以集中精力解决东海和南海的问题；西南不稳定，会使中国疲于应付，顾此失彼。
中印两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从战略高度出发，及时化解了危机。缅甸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但由于近年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中缅之间也面临严峻的“聚集正能量”的问题。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建立单独的中巴经济走廊水到渠成 。同时，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印、缅、孟加拉分别建立两条经济走廊，能够尽可能避免印巴两国在同一经济走廊内的摩擦，提高走廊内国家的合作效率。

⑺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对当今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味地否定外来文化，也不是一味地全盘接收。要在交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进步。

⑻ 和顺古镇在古代文化交流上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里曾是马帮重镇，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各种外来文内化在此交融，也是著名的容侨民之乡。但除去这些光环，和顺仍然保持着其古朴的风格不曾改变。

和顺古镇内依然保有传统的文化和建筑，明清时期的祠堂、牌坊、庙观等遍布古镇，整个古镇也保持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一直未曾改变，宛若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600多年以来，和顺古镇以中原文化为主流的和顺兼收并蓄，成为中华文明与南亚、西方交融的窗口。和顺人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培育出了许多文化名人、富商大贾，并留下了大量文化艺术价值很高的古民居建筑群。

⑼ 通过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中日两国的交流史实，叙述中日两国的关系联系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