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意义五十字

『壹』 中国的辉煌历史五十字左右

明朝以前都挺辉煌的，差不多是世界第一

『贰』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

有唐诗、宋词、元曲、儒家思想、中医理论等。

1、唐诗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朝诗人的诗。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2、宋词

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3、元曲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

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

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 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散套两种。

4、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5、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即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它是以天人合一的叁个哲学观的整体理念与辨证论治、相似观（分形观）的循证观点为最大特色的祖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基础与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的学说主要包括分形阴阳五行学说，藏象五系统学说（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五运六气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气：信息－能量－物质学三元-多元说）。

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及养生学说，分形经络说等，其中以藏象学说为核心，信息－能量－物质学说为基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于指导临床诊疗活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元曲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宋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唐诗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儒家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医理论

『叁』 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正因为有专了传统文化深入属骨髓的引导，中华民族才能得以延续不衰。文化的教育，可以使新一代更加了解古代人民的而智慧，亲切地体会文化的精美绝伦。教给他们典雅和处世之道。

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国家的意义。千百年来的延续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时间魄力，而南北东西的丰满则是其空间力量的最好见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享誉全球的研究孔学——红学文化热潮，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走进世界舞台。在治国理念方面，文化典籍中包含的治国治民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重德行、贵礼仪，在世界上素来享有盛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形成和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载，内容博大而精深。优秀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又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

『肆』 历史文化的意义

文化遗产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绘画、遗物、铭文等文物；在景观，建筑样式结合等方面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或建筑群体；从历史、美学和人种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工物品或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物品和工程，如故宫、秦始皇兵马俑等。

历史文化遗产是指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历史价值的文物，其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并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中国历史文化意义五十字扩展阅读

历史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接近真相。尽管历史在发展中被曲解、隐藏，我们学的是被人为扭曲的还是客观发生的历史。如果我们学习的是认为扭曲的历史，会形成一种偏激和扭曲的历史观。这是可怕的，如果再将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影响他人，这是更可怕的。但最终历史会公布于天下的。

历史文化，只有传承了历史文化，我们才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国人的灵魂。这里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屈原与端午节了。由此演变而来的端午节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历史上的事件或者是活动流传下来的影响，积淀在民间，并由此而催生的文化。

目前，国外掀起了一阵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我们国内也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然而我国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参考资料

历史-网络

『伍』 学中国历史文化概论的意义是什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陆』 学习中国文化的意义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柒』 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资料,大约在50字左右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书、画，房、园、林，服饰、家具中，小到“核舟记”之精微，细到纸张般景德镇薄胎瓷碗，久远到敦煌经卷上的唐墨的光泽，幽静到杭州扬公堤畔刘庄竹林中的读书楼，一切都充满着神秘与含蓄之美。几千年来古人留下来的文化，使中国人有深刻的悟性，有独特的表达，看问题有特别的视角，思考问题时，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简约。中国人有东方的人文精神，有自己的艺术抽象，有自己文明源流，也有和谐的生活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著作在综合厅的中间堆成一座小丘，提醒着人们，或许有一天我们只能在这些卷册里寻找文化之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不让遗产变成遗恨.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有，敦煌莫高窟 ，秦始皇兵马佣，龙门石窟，承德避暑山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黄山等。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捌』 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包括很多，例如：婚姻、家族、国家政权而至贸易、衣食、文字、文学、经学、宗教、道德、民俗、节庆等，构成一幅清晰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

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8)中国历史文化意义五十字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的文化光辉灿烂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各民族的先民都已创造出了以丰富多彩的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后来演变为汉族)在夏、商、周三代，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金文。

以后又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约在商、周、秦、汉时期，四月}的巴人、蜀人，湖北、湖南、安徽的楚人，江苏的吴人，浙江的越人，广东、广西的骆越人、云南的滇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辽河流域的东胡人等，都相继创造了本民族的青铜文化。

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主要的有藏文、突厥文、回鹊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满文等。在历史上，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汉文化与各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形成为世界东方最先进的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对亚洲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起过哺育的作用，对古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亦有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古代的历史自结束了原始社会之后，即进入阶级社会。自那时开始，我国各族人民即在进行生产斗争的同时，亦长期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

在近代史上，我国由于一再遭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紧密团结，互相支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场斗争长达百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玖』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重要意义：

1、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造就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文化力量。

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构成要素，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互补共生，才最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长葆活力。

3、青少年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当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他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4、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凝聚人心、激发民族意志，可扭转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有助於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9)中国历史文化意义五十字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拾』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重德行、贵礼仪，在世界上素来享有盛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载，内容博大而精深。
优秀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又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创新，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诸多道德理念，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养分。深入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对于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文明之林享誉千年，在于它独特而充满魅力的文化。放眼河山，黄鹤楼依然耸立、紫禁城仍旧巍峨；长江水依然奔流到海、武昌鱼仍是中华名菜；山东有孔庙、敦煌有石窟；李白的文字、纳兰的故事、苏轼的词谱成了“明月几时有”的乐章；清茶，水酒，依然论英雄。细细数来，民族文化，始终在我们身边，息息相关。旅游，有古城的瑰丽；武侠，有诗仙的豪情；一茶一饭，有中国五千年茶文化、食文化的深刻积淀。借助这样无刻不在的平台，五千年文化的源远流长，可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弘扬的出发点。多一分细心和探究，可以在点点滴滴间渐渐还原历史的足音，滕王阁的解说里有“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蓬勃气势、莫高窟的壁画上既篆刻着一段历史的奇绝工艺完美想象，也写下了另一段历史的落后与愚昧。走近历史，了解历史，文化，是最好的窗口。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积淀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各异质文明空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个性的文化，也才是世界性的文化。我国的传统美德无论在哪个朝代都被统治阶级强调，同时也被广大人民所认可，因此我认为，要在大学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我们是有优势的，而现在首先就是要“固本”，即要倡导传统文化及美德的教育。这有两个必要，第一，要培育民族精神，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民族的历史，以及千年来的精神传承。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虽然不可能再度直接成为新文化，但其内在的基本文化精神却可以经过批判、改造、继承、弘扬而再度成为新的民族精神的生长点。
中华民族拥有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古代的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民族精神，现代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鲁迅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青藏高原精神、抗洪精神精神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精神群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我们培育民族精神必须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并且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寻找到本位。此外，面对现今如此纷杂的社会，各种思潮不断涌现，改革开放固然带来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同时也给国内外企图破坏我国发展进程的势力有可乘之机，而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青年人善于接受新文化，同时也容易被不良文化所侵害，形成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在教育中强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使学生们先做到内心世界的充实，有了民族底气，有了文化底蕴，面对各种文化的渗透，才不会迷失方向，丧失中国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