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世紀去歐洲與中國經濟社會等的差異及這種差異的原因，這些差異對後世有何影響
最大的差異在於歐洲所有國家使用了高度發展的腓尼基字母的兩種變體：希臘字母和拉丁字母，使得歐洲文化並未統一，長期處於多元化狀態（新的民族很容易用字母表達自己的語言，而語言上沒有同化導致民族也沒有同化）。
同時中國一直同化四周蠻族，統一的文化思想使得其創造力下降，落後與此起彼伏、互相借鑒競爭的歐洲諸國
❷ 我國與歐洲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請問歐洲
1.了解古代世界通史 《世界五千年歷史故事》以歷史為主線，介紹了亞洲（除中國）、非洲、歐洲、美洲的人類文明發展史，古代部分講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臘文明、古代羅馬文明及美洲瑪雅文明等，中世紀部分、近代部分和現代部分則記錄了社會變遷、戰爭戰事和地理發現。 2.了解從近代到現代的世界通史 12集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解讀了15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探究其興盛背後的原因。15世紀（中世紀）以來，隨著地理大發現，世界各國開始相互認識、了解和競爭。在近現代，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登場，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大國崛起》即以上述九國的發展歷史為內容。 3.了解現代世界通史 《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一本由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所撰寫的暢銷書，書中分析了21世紀初期全球化的過程。書中主要的論題是逗世界正被抹平地，這是一段個人與公司行號透過全球化過程中得到權力的過程。作者分析這種快速的改變是如何透過科技進步與社會協定的交合，諸如手機、網路、開放原碼程式...等，而產生的。2006年，美國導演John Jeffcoat拍攝了同名電影。 4.了解西方戰爭史 從古希臘的馬拉松戰役到現代的海灣戰爭，《劍橋插圖戰爭史》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向人們敘述了西方戰爭史上歷次重要戰事的來龍去脈——涵蓋了陸海空戰役的所有方面：武器和技術，謀略和防務，風紀和諜報，雇傭兵和常備軍，騎兵和步兵，騎士團和游擊戰，閃電戰和核武庫等。本書追問了戰爭何時演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探討了戰爭的社會後果，特別是戰爭與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為我們展現了高度組織化、秩序化和高度恐怖性、毀滅性的人類戰爭行為的綜合畫卷。 5.了解中國戰爭史 《中國歷代戰爭史》。該書作者是一個高中生，他叫呂品江，紹興新昌中學高三(3)班的一個普通學生，但卻做了一些不太普通的事——休學兩年踏遍中國，以孩子的眼光考察古戰爭遺址；在琢磨戰爭史的同時，又對古代服飾產生了興趣，呂品江還有另一個頭銜：新昌縣風韻影藝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 喜歡鑽研的呂品江發現，各種版本的中國史對戰爭部分的描述都很簡略，甚至不同版本的史書上有關戰爭的地圖、標注的地名都有出入。因此，年幼的呂品江萌發了一個念頭——將中國歷史上有一定規模的戰爭匯集成冊，寫明戰爭的時間地點、時代背景、古今地名對比等，並結合歷史研究者的觀點，融入自己的想法，對戰爭造成的影響進行詳盡的評述。 在為《中國歷代戰爭史》搜集材料的過程中，呂品江發現，無論他的資料多麼詳盡，總是停留在紙上的。為了對戰爭有更加感性的認識，呂品江以他的方式，開始了兩年的長征之路。 從1999年8月到2001年7月，呂品江沒有繼續他的初二學生生活，在因病休學後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各省，先後到過甘肅敦煌、四川劍閣、陝西潼關、臨海抗倭明代戰場、台灣古戰場遺址等。逗每到一個地方，都能拍到很多照片，當地圖書館里還會有很多地方誌，博物館里的專家也會很詳細地講解當地的歷史。地 另外，身臨其境，使他對戰爭有了更深的感悟。以甘肅陽關為例，逗陽關是古時兵家必爭之地，直到今天那裡還是一片荒涼，望著落日下的陽關，你還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破壞痕跡。地 逗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那兩年幾乎每天都在外面跑，而且是休學去的，做父母的，誰會放心啊！地父親呂增燦說到這個兒子，很是無奈。 但是呂增燦說他不得不支持兒子的行動。逗他從小就是這樣，想要做什麼事情，誰都攔不住。地據說，呂品江小學時候也有一次要一個人去外地，沒帶什麼錢，他也是吃最便宜的包子，睡最便宜的床鋪，就這么撐過來了。 9年，呂品江完成了他400萬字的《中國歷代戰爭史》。 這句話說得容易，卻是用呂品江磨出老繭的手、無數瓶的墨水和一筐筐的稿紙換來的。這400萬字，有八成是在他上高二的時候寫的。逗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能寫上萬字。每天，自修課寫，課間寫，午休也寫，晚自修之後8點多到家就寫，到12點多收工，就這么持續了一年。地 P.S.:呂品江寫這本書只為有需要了解中國戰爭史的人，因此讀完此書，應該能對相關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吧，故在此推薦。
❸ 中國語歐洲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最早是通過什麼途徑的
中國歷史中第一次嘗試接觸歐洲，是漢朝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總算是一次嘗試。
最初成功的與歐洲發生經濟文化交流，是通過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沒有直接與歐洲產生聯系，是經過絲綢之路途中的各個轉口貿易國家間接進行的。比如古印度、古波斯、貴霜帝國等等、
❹ 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的區別（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從以上四個方面回答
中國：中世紀時期的中國正好處在唐、宋 、元這幾個朝代當中。當時的唐代首都西 安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文化繁榮 ，思想開放，海納百川，萬國來朝。並且 通過西域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將 東方的藝術、政治思想，經濟以及各種日 用商品和藝術品傳播到了西亞、中亞、東 南亞等周邊地區，同時將絲綢遠銷歐洲大 陸，成為中世紀西方人嚴重的黃金國度。 隨後的宋王朝，雖無唐代的宏大氣勢，卻 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並 繼續保持絲綢之路的貿易和交流。到了元 代，歐洲人馬可波羅終於來到傳說中的國 家並寫下自傳描述東方這個不可思議的充 滿了奢華的服飾、奇異的文化和歐洲夢寐 以求的香料之國。 西歐：中世紀時期的歐洲，無疑是自羅馬 帝國分裂後到文藝復興之間的一段人類思 想的倒退。隨著基督教的興起，人們的思 想就被禁錮在了基督教的教義中，從各方 面影響人們的文化意識。並開始排斥其他 各種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殘留。皇室、貴族 和教會的貪婪腐敗造就了當時那種愚昧無 知的社會氛圍，人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 高。加上死亡率極高的飢荒和恐怖的黑死 病使得當時的歐洲人口集聚減少。成為典 型的天災人禍。 總結：因此，中世紀時期的中國要比當時 歐洲強大、富庶多，地位遠在其之上。區 別在於當時的歐洲封閉，而中國開放，歐 洲貧窮而中國富庶。
❺ 誰知道中國和荷蘭交流歷史啊
在歐洲西北部有一個和英國隔海相望的國家，它的面積僅相當於今天的兩個半北京，他的名字叫做荷蘭。在800年以前，這里沒有人煙，只有海潮出沒的濕地和湖泊。從12世紀-14世紀才逐步形成了人類可以居住的土地。直到今天，荷蘭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位於海平面以下，如果沒有一系列的復雜的水利設施阻擋，荷蘭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每天將被潮汐淹沒兩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在三百多年前，也就是17世紀的時候確實整個世界的經濟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區。一個人口僅有150萬的國家，將自己的勢力幾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被馬克思稱為當時的「海上的第一強國」。荷蘭人創造奇跡的故事應該從什麼地方開始敘述呢？大海總是在最平靜的地方掀起波濤，歷史像大海一樣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創造奇跡。荷蘭人創造奇跡的故事要從銀白色的鯡魚開始講。由於海流的變化，每年夏天都會有大批的鯡魚迴流到荷蘭北部的沿海，荷蘭人每年可以捕獲到超過1000萬公斤的鯡魚。鯡魚對荷蘭的經濟很重要，很多人以此掙錢而生存。14世紀，荷蘭的人口不到100萬，約有20人從事鯡魚的捕撈業，小小的鯡魚為五分之一的人提供了生計。但是，鯡魚是一種自然資源，造物主從來沒有給予荷蘭人獨享的權利，北海附近也有其他種族都組織了捕撈鯡魚的船隊。為了爭奪漁場，荷蘭人和蘇格蘭人之間爆發過三次戰爭，是什麼力量使荷蘭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呢？1358年，在荷蘭的一個小漁村中一個名叫威廉姆·博客爾斯
❻ 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國的開國
第一個階段
明萬曆年間，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對中國的學術思想有所觸動。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正要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非常緩慢，大大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天主教的教義同時，也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學技術上的知識，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一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雍正的禁教，加上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此時的西學傳入，主要以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著作的翻譯為主。1605年，利瑪竇輯著《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編纂者稱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當時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和地圖學方面，由於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中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宮禁，沒有能夠很好的普及。
第二個階段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而由於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了洋務運動，也促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採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藉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
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對政治的不滿又進一步導致知識分子們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這種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波的西學東漸，一直持續到當代而未止，但本條目主要探討至五四前後。
西學東漸的媒介
來華洋人
來華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外交家、官員等，均對西學東漸造成影響。
傳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主要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的教士），在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同時，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譯著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相關書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
在19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天主教士隨口岸的開放來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他們成立教會學校、醫院，並開設印書館、設立期刊、並譯著大量各種書籍。對於西學的傳入有很大貢獻。例如韋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其翻譯出版的書刊，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了解西學的重要資料來源。
其他來華洋人
除了傳教士之外，許多來華的官員、探險家等也成為傳入西學的重要媒介，例如將領戈登對於中國洋務時期軍事的影響。主持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對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譯介書籍、最早西方軍樂隊的引入都有影響。
出洋中國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國人隨傳教士到歐洲旅行，但早期都沒留下相關文字，因此對西方文化的傳入影響不大，最早有記錄的是樊守義（1682-1753）在康熙年間隨四位傳教士出使羅馬，寫成《身見錄》（1721年）一書，描寫歐洲政治制度、建築、風俗等，對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不少影響，許多對利瑪竇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國學者，觀點開始有了轉變。乾隆年間的商人謝清高游歐後所著《海錄》（1820年）則更廣為人所知，記錄歐洲的貿易、工藝、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鴉片戰爭以後，自行出洋的中國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鋮的《西海紀游草》，記述其至歐洲及美國的記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韜在1867年出遊歐洲，1870年出版《法國志略》、《普法戰紀》二書；1879年出遊日本，影響其各種主張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國參與博覽會，寫下《環游地球新錄》一書，成為中國人中首位環游地球一周的記述者，並對美國的學術科技的發展有所介紹。
而清政府也因洋務運動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員斌椿等人考察歐洲12個國家，著有《乘槎筆記》；1868年至1870年由滿人志剛首次正式出使歐洲及美國，著有《初使泰西記》。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後多次出遊歐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對歐洲社會學術文化的描寫更加深入。
光緒年間開始設立駐外公使之後，有更多重要官員和知識分子出使歐美並撰寫游記，且由於公使較一般旅行者停留較久，因此對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包括李鴻章（著有《歷聘歐美記》）、郭嵩燾（著有《倫敦與巴黎日記》）、劉錫鴻（著有《英軺私記》）、黎庶昌（著有《西洋雜志》）、曾紀澤（著有《使西日記》、《出使英法日記》）、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徐建寅（著有《歐游雜錄》）等人。甲午戰爭以後，中外交通大開，出洋變成很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贅述。
留學生
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起自於鴉片戰爭之後，早期的留學生，多為港、澳地區教會學校的學生，進一步出外發展，1850年至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的容閎，1848年至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黃寬等，即為早期留學生的代表之一。容閎在學習中，感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國後，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國學習西方事物，在他的爭取提議下，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選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並有第二批，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主要以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等學習為主，雖然在1881年被改變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們對於西學的傳入有所貢獻，也影響往後的留學生的留洋，他們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紹儀、梁諭等。
另一方面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而不是在軍事而是其他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
相較於洋務運動期間留學生多為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後，由於美國歸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的經費，使留美的留學生人數大為增加。留學法國則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發起勤工儉學的運動，使許多人得以留法。這些大量的留學生直接接觸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將西學傳入中國。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一批留學生創辦了中國科學社及《科學》雜志，對系統地向國內介紹、引進西方科學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體
媒體是將少數知識分子所習得的西學，較快速地傳布於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學東漸之中，最主要的媒體有書籍、期刊、報紙等。
書籍的出版流通
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關於各種出版的書籍和簡介，見於後面的書籍列表以及各學科的相關內容，這里主要探討書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譯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一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
19世紀初以來，首先開始大量出版西學書籍的是西方的教會組織。如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上海創建《墨海書館》。墨海書館出版了一批關於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如《新約全書》、《大美聯邦志略》、《博物新編》、《植物學》、《代微積拾級》、《代數學》，還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是道咸年間譯介西學最重要的出版組織，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華書館等。
1887年起，由傳教事、外商組成的廣學會是另一個重要的西學出版機構，其出版翻譯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在1895年以後成為維新派如康有為等人思想的重要來源。
另一類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由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最多，影響最大，尤以科學技術方面書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館，則以國際公法、化學、法律方面的書籍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開平礦務局、天津機器局、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機構都設有翻譯出版的機構。
中國民營的出版社始自於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商業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視較為通俗的知識介紹，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書，同時由於其出版社分館及銷售點遍布全國，因此對於將西學新知傳布於更廣大的民眾，有很大的貢獻。其後於1912年成立與商務競爭的中華書局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書籍的流通方面，除了書局書店之外，各式的圖書館也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推展，希望能改變傳統中國官藏私藏書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藏書向公眾開放借閱，其中藏書除傳統學術書籍外，增加了許多西學書籍。公共圖書館則要到1902年清政府規定各大學堂要設立圖書館，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圖書館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學書籍。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至民國時期，公私圖書館事業都更加發達，對於傳布新學於民間產生不小作用。
期刊
雜志報紙由於是定期出版，相較於圖書而言，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階段的西學東漸，尚無期刊的出現。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會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國耶穌會教士馬禮遜和米憐1815年於馬六甲共同創立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不在中國發行，但有不少流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則是1833年由荷蘭教士郭士立在廣州成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內容介紹西方文化、新聞、文學等。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傳教士成立各種期刊，但大多延續時間不長（五年已算長），發行量影響力也都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麥華陀在香港創辦《遐爾貫珍》；1854年，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創辦《中外新報》；1857年，墨海書館偉列亞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1862年，英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創辦《中西雜述》；1868年由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改名《萬國公報》，廣泛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其延續時間長，發行量大，是晚清傳播西學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醫院在北京辦的《中國聞見錄》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國人傅蘭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匯編》，是第一部科學專門的期刊，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具有重大影響力。
1895年甲午戰爭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種國人所創的期刊興起，多用於宣傳西方政治思想及學術，最早包括康有為1895年成立的《萬國公報》（與林樂知所創同名），1896年成立的《強學報》，同年梁啟超成立的《時務報》等，這些刊物的發行量及影響力，都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期刊，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 之後1901年因火災停刊，又創立《新民叢報》，同時革命派則在日本有《民報》，二報之間的互相爭論，激發起讀者們對於政治事務的熱心參與以及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理論的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熱潮減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種，以文化的討論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類似的期刊，對於民國時期西方思想的傳入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報紙
報紙雖相較於期刊而言，多具有報道及商業性質而缺乏較深入的知識，但由於出刊時間快發行量大，有助於把西方知識和消息廣傳開去。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報》，其內容除新聞、商務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學技術等的介紹。1864年香港連續出版了《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和《德臣西報》中文版《華字日報》。其後，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報》，之後成為晚清民國的重要報紙，其內容雖然以新聞、奇聞為主，但也包含對西方思想及消息的報道，以及在讀者投稿中對於中西文化接觸問題的討論（著名的是鐵路與風水的爭論）。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世界上第一家中國人創辦的中文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寫下大量鼓吹變法自強的政論。
在1895年以前，新式報紙的影響力仍然僅限於沿海口岸地區。但在1895後以後，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增，如《申報》增加版面，發行地區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報紙開始出現競爭，包括上海的《新聞報》、《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報紙如《警鍾日報》，且各報紙開始漸由早期以文言為主，轉而以較多接近口語的文字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少白話報也在晚清全國各地出現，這些對對於西方新思潮的傳布產生重大影響。
新式學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職方外紀》（1623年）中，曾對歐洲國家的學校制度加以介紹，但未受當時士人的重視，也未影響中國的教育。
在晚清這波西學東漸中，西式的新學堂才開始逐漸建立，並成為學習西學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學校多為西方人，尤其是教會所設。最早的學堂為1839年在澳門成立的馬禮遜學堂，其後在當時唯一的口岸廣州也有類似學堂成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教會學校才廣泛成立於各個口岸，1858年天津條約之後進一步發展至內地，成為早期西學在民間傳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壽、傅蘭雅在上海創立的《格致書院》，是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學的學院。
在洋務運動中，為培育相關人才，清政府也開始成立新式學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館以及上海的廣方言館，其後在全國各地成立天文、電氣、醫學、軍事等專業的西式學堂，教會學校也在這期間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開始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都對西學的傳播產生重大作用。
甲午戰爭的刺激和戊戌維新的鼓吹，於清末新政時期，使得新式學堂大量出現，大量傳統的書院改為新式學堂，而1905年科舉的廢除，更使得傳統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沒落或轉型，晚清新政中並正式採用西方學制來規范各級學校，其學習西學的內容也更為廣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門由於在明後期由朝廷讓與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西方傳教士常以澳門為中繼站，而一些學術思想亦經由此逐漸傳入中國內地，而許多與西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亦在澳門學習西方語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門作為中西之間橋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國人在這里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在這個環境下，產生了近代中國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包括如王韜、何啟、洪仁玕等人。
隨著清朝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漸設立，產生了許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眾，較直接地接觸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體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以及西式的媒體，也因此許多近代以來的新知識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學的影響。此外，活躍於各個口岸的買辦商人，因為商務的需要，成為較早開始接觸了解西方語言文化習俗的一批人，如主張議會民主的鄭觀應即是廣東口岸地區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的角色
道光咸豐年間，中國原比日本早開始接觸西方，因此日本人經常透過中國的譯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來了解西方。但隨著日本人開始接觸學習西學，包括明治維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時，對西學的學習開始超越中國，而為如李鴻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領事的黃遵憲寫於1887年的《日本國志》，介紹日本的歷史及進步發展的情形，但未受到當時人的重視。
甲午戰爭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學習西方的成功，之後俄羅斯侵略中國東北，使清政府決定與日本友好，加上地緣之便，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由於文字的接近（當時日文漢字較現代日文的漢字更多），許多即使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閱讀甚至譯介日本的西學譯著，因此日本成為晚清時期（尤其在1895-1914年間），中國學習西方學術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維新派的康有為，在推行新政時，多引日本學習西方政體制度的例子來作範例。晚清影響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啟超，其大量介紹西學的文字便有許多得自於在日本期間相關譯著的學習。日本對中國西學東漸的影響，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漢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哲學」、「化學」、「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詞彙在內，共有數百個日本翻譯的西方新詞彙傳入中國並廣為應用。
1914年以後，由於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引起強烈的反日運動，加上留學歐美的管道逐漸便利，人數增多且更受到重視，因此日本作為中國學習西學的中介角色就減弱了。
中國人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使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歷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沖擊亦不大。
此外，當時最常見的一種說法，便是「西學源出中國」，認為當下一些中學不及西學的事物，其實是中國古代已有而傳入西方，但中國本身反而失傳的事物，如黃宗羲認為一些數學原理是周公時代西傳的。王夫之認為西學大多是「剽竊中國之緒余」。錢大昕認為西方天學算學，是習自於在中國已失傳的祖沖之的著作，這樣的看法使得當時人能很安心承認並學習這些西方較優越的學術。
晚清時期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晚清道光咸豐之交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時，除了大多數人根本不重視甚至排拒西學的存在之外，僅有少數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注意到西學有其優越之處，但基本上，他們仍不把西學看作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文化，從魏源的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來看，西學只能是「夷學」，其中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地位遠不及中國學術思想。
在洋務運動早期，大多數人仍存有這種類似的看法，但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增加，「西學」一詞逐漸取代了「夷學」，許多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正視西學，視之為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思想，並開始探討應當如何融合二者的優缺點來幫助中國富強，當時在政界學術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成為晚清新式知識分子們最典型的西學觀點，認為西學在器物、制度上勝過中學，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國。
這樣的中學西學的觀點，在晚清一度讓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暫時取得一個安心於學習西學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後十多年已開始受到挑戰，到了民國初年，當更多的人對傳統文化不滿開始視西學為「新學」，認為西學高於中學而應當取代中學時，便引發了進一步的論戰。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的論戰及影響
第一次正面的理論對恃是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的。論戰的焦點是關於中西文化差異的評價和認識。《新青年》一問世，就大張旗鼓地宣傳倡導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們提倡的「所謂新者就是外來之西洋文化，所謂舊者就是中國固有之文化」，公開主張以西方文化來取代傳統的封建文化。為了強調西洋文明的先進性，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把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較後，概括了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點，他認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方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文中盡是以西方文化之長來映照中國文化之短，這樣的態度和明顯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從1916年開始，《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便以「槍父」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東西文化差異的文章，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也採用陳獨秀的比較方法，而其結論卻完全相悖。他將西洋文明概括為動的文明，而將中國文明概括為靜的文明。他說這兩種文明可以互相補充，取長補短，卻又「不可不以靜為基礎」。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須由吾國文明，去救之弊，濟之窮。他告誡國人不要受西方物質文明的「眩惑」，堅持要以儒家思想為是非之標准。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破壞了這一傳統標准，於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亂」少國是之喪失』，少精神之破產。陳獨秀、李大釗等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李大釗採納「槍父」的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的說法，卻又在價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槍父的論點。
緊接著，第二次大規模的論戰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此時，傳統文化已受到了猛烈沖擊，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湧入，新文化的傳播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完全拒絕外來文化的論調已根本站不住腳。於是文化戰線上又產生了一種中西文化「調和』，論。1919年秋天起，章士釗到處講演，鼓吹新舊調和之說。他認為：「調和者，社會進化至精之義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於保舊，決不能迎新」。杜亞泉等人也趕緊呼應這一論調，進一步提出、中國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這種調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這實際上仍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文化守舊論。李大釗在論戰中從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舊文化，而不是與之調和的客觀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鋒》、《每周評論》等雜志都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這次論戰一方面進一步傳播了與封建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時也大開了「全盤西化」論的先河。
關於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論戰是發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題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問題。1918年，梁啟超自歐洲歸國，出版《歐游心影錄》並發表了大量觀感，主要觀點是認為在歐洲一百年來的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卻帶來的許多災難，要想解放「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國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於1921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則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他認為這三種文化系統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循序而進的三個階段，並得出結論說：西方文化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緊接著「便是中國文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等人立刻起而應戰。胡適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則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參與這次論戰。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兩者都應為當代社會所摒棄，只有進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
❼ 歷史上中國與外國文化交流貿易經商有哪些商道
絲綢之路。來
「絲綢之源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是指存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域稱謂，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旅遊絕品線路，它蘊藏著開發不盡的文化遺產。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於唐宋，盛於明清，二戰中後期最為興盛。茶馬古道分陝甘、陝康藏、滇藏大概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抵達西亞、 西非紅海海岸。
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思茅、普洱，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地 區、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
普洱是茶馬古道上獨具優勢的貨物產地和中轉集散地，有著悠久的歷史。
2013年3月5日，茶馬古道被國務院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❽ 歐洲與中國在古代是如何聯系的
在我們中國歷史中，第一次嘗試接觸歐洲，是從漢朝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開始。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總算是一次嘗試。
最初，成功的和歐洲發生的經濟文化交流，是西漢：通過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這應該屬於貨物交換。
中國沒有直接與歐洲產生聯系，是經過絲綢之路途中的各個轉口貿易國家間接進行的。比如古印度、古波斯、貴霜帝國等等、
❾ 跪求，中國 與歐洲 最早政治 經濟 文化 交流始於哪個時期
跪求，中國 與歐洲 最早政治 經濟 文化 交流始於哪個時期
西漢時期
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開辟於西漢，而漢代的絲綢之路最遠到達歐洲
希望能幫到你
望採納
❿ 想了解歐洲經濟史和中國經濟史應該看什麼書啊
應該看馬克思韋伯對經濟的研究 經濟史學與社會分層
當然這里的馬克斯 不是創發共產主義的那位卡爾馬克斯
然後中國經濟史
其實應該要分開看比較好
最好是看漢 唐 宋 明 帝國和近代 因為好的書都是對某一帝國的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