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蝗蟲災害

❶ 歷史上有過哪些重大的蝗災

2004年11月21日，蝗災數百萬只蝗蟲蜂擁來到以色列紅海之濱城市埃拉特，毀壞了這個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內大容量莊稼和鮮花。以色列政府動用了飛機噴灑殺蟲劑滅蝗。
2001年俄羅斯南部的斯塔羅波爾地區，約26.7萬公頃的草場和耕地受到蝗蟲侵襲，同一時期中國的黃河流域、渤海沿岸地區，以及新疆北部地區同樣有蝗災，部份地區的蝗蟲密度達到了最多每平方米一萬只。2001年中國遼寧省首見蝗災，起因是百年首見的旱災。
2003美國西部的內華達州、猶他州和愛達荷州皆飽受蝗災侵擾，愛達荷州的災情是二次大戰以來最慘重的一次。

❷ 中國發生過哪些重大的蝗蟲災害

還麻煩詳細一點？我建議你去買一本書《中國蝗災史》，沒有人能夠在這里跟你說得很詳細的。但我可以提醒，每一次蝗災，都是歷史巨變的前奏。

❸ 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大蝗災

先秦古籍如《詩經》等多稱蝗為螽（螽是蝗類的總名，還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蟲（不完全變態的昆蟲幼蟲稱若蟲）。戰國後多稱蝗。蝗和蝝都為害莊稼。古籍上最早記載蝗災的是《春秋》記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稅畝，冬，蝝生。"最早記載蝗蟲的是《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行春令……則蟲蝗為敗。"及同書《審時篇》："……得時之麻……如此者，不蝗。"《禮記·月令》也有"蟲蝗為災"的記載，不俱引。約在宋以後，蝝改稱"蝻"，合稱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除蝗疏》統計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災的次數，指出春秋294年中共發生蝝災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農歷）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發生次數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數字分布，非常合乎統計學上的常態分布規律。表明蝗蟲是在4至9月（農歷）間最猖獗，徐光啟說："最盛於夏秋之間，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為害最廣。"
徐光啟的這個統計與1920年江蘇省及浙江省昆蟲局研究全國各地蝗蟲的發生季節非常吻合，就飛蝗而言，各地以5～8月（陽歷）為蝗患最緊要時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為最盛。6、7兩月是夏秋蝗災並發的時期。
筆者對周堯《中國昆蟲學史》附錄歷代蝗蟲災害登記表的重新統計結果，從公元前707年（魯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發生蝗災508次（該書印刷有誤，統計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對於蝗蟲的發生與環境氣候條件的關系有很科學的見解：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群行，是名為蝻。又數日，即群飛，是名為蝗。所止之處，喙不停嚙……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為蝻，蝻復為蝗，如是傳生，禍之所以廣也……蝗之所生，必於大澤之涯……必也驟涸之處……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後，紙張及印刷條件改善，蝗災的記載便較詳細，下面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飢，捕蝗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飛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盡死。秋七月，許、汝、袞、單、滄、蔡、齊、貝八州蝗。""有蝗起東北，趨至西南，蔽空如雲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飢民捕蝗以為食，或曝干而積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飛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時飢民嘯聚山林。太平縣蝗蟲飛，飛蔽天，禾穗樹葉食之殆盡，民悉轉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嘯山林。三月，平陽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順天蝗。"
"（清）咸豐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樂亭、平鄉蝗，平谷蝻生，春無麥。青縣蝻子生，撫寧、曲陽、元氏、清苑、無極大旱，蝗……武昌飛蝗蔽天。房縣、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長三寸余。秋，黃安、蘄水、黃岡、隨州蝗；應山蝗，落地厚尺許，鍾祥飛蝗蔽天，亘數十里……"

蝗災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魯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發生蝗災508次，按其發生次數的地理分布，為：
黃河流域：436次，佔85．82％；長江流域：69次，佔13．57％；華南西南：3次，佔0．58％。這個分布情況與陳正祥研究的"蝗神廟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學者陳正祥查閱國內外收藏的中國方誌3000餘種，找出其中記載有蝗神廟地點的，即在地圖上標明，最後製成中國"蝗神廟之分布"的歷史地理圖（蝗神是總稱，包括叭蠟、蟲王、劉猛將軍等）。利用蝗神廟分布繪成的蝗災分布地圖，有一種超過文字記載的優點，因為凡是有蝗神廟的地方，反映當地的蝗災必有反復發作的歷史，故農民不得不立廟祭祀。
陳正祥歸納蝗神廟分布圖的特點有四：（1）蝗災的分布以黃河下游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東、河南三省。（2）華中以南，蝗災漸少，到了東南沿海，幾乎沒有。（3）蝗神廟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對濕度等值線符合。（4）雲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災也較普遍。這圖的不足之處是未能反映蝗災偶然發作的地點，因為蝗災偶發地區，往往沒有建立蝗神廟，便無法在地圖上反映出來。
歷史上的蝗蟲是沒有分類的，郭郛等研究現代中國蝗蟲的生物學分類，指出有三大類，即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郭郛等也將中國蝗災的分布繪製成"中國飛蝗三亞種的分布"圖。從圖中可以看出，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蝗蟲主要都是東亞飛蝗，亞洲飛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內蒙古一帶，西藏飛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帶。其中東亞飛蝗的分布情況，同陳正祥的"蝗神廟之分布"圖非常一致，並且彌補了"蝗神廟之分布"中因不是多發性地區故沒有蝗神廟的缺點，以及西北內蒙古和西藏地區因缺乏方誌記載故蝗神廟極為稀少的缺點。將兩圖合起來看，可以對中國蝗災的歷史發展和現狀分布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❹ 歷史上幾次重大蝗蟲災害

大致表現出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❺ 中國歷史上大蝗災有哪些

由於蝗災發生的自然環境條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國的蝗災並沒有因農業現代化發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條件合適，蝗災便會卷土重來。如2002年入夏以來，我國河北、河南、山東、天津、新疆等13個省區市100多個縣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蝗蟲。截至6月底，農牧區發生蝗蟲面積達9000萬畝。

蝗災的歷史回顧

先秦古籍如《詩經》等多稱蝗為螽（螽是蝗類的總名，還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蟲（不完全變態的昆蟲幼蟲稱若蟲）。戰國後多稱蝗。蝗和蝝都為害莊稼。古籍上最早記載蝗災的是《春秋》記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稅畝，冬，蝝生。"最早記載蝗蟲的是《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行春令……則蟲蝗為敗。"及同書《審時篇》："……得時之麻……如此者，不蝗。"《禮記·月令》也有"蟲蝗為災"的記載，不俱引。約在宋以後，蝝改稱"蝻"，合稱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除蝗疏》統計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災的次數，指出春秋294年中共發生蝝災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農歷）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發生次數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數字分布，非常合乎統計學上的常態分布規律。表明蝗蟲是在4至9月（農歷）間最猖獗，徐光啟說："最盛於夏秋之間，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為害最廣。"
徐光啟的這個統計與1920年江蘇省及浙江省昆蟲局研究全國各地蝗蟲的發生季節非常吻合，就飛蝗而言，各地以5～8月（陽歷）為蝗患最緊要時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為最盛。6、7兩月是夏秋蝗災並發的時期。
筆者對周堯《中國昆蟲學史》附錄歷代蝗蟲災害登記表的重新統計結果，從公元前707年（魯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發生蝗災508次（該書印刷有誤，統計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對於蝗蟲的發生與環境氣候條件的關系有很科學的見解：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群行，是名為蝻。又數日，即群飛，是名為蝗。所止之處，喙不停嚙……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為蝻，蝻復為蝗，如是傳生，禍之所以廣也……蝗之所生，必於大澤之涯……必也驟涸之處……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後，紙張及印刷條件改善，蝗災的記載便較詳細，下面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飢，捕蝗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飛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盡死。秋七月，許、汝、袞、單、滄、蔡、齊、貝八州蝗。""有蝗起東北，趨至西南，蔽空如雲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飢民捕蝗以為食，或曝干而積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飛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時飢民嘯聚山林。太平縣蝗蟲飛，飛蔽天，禾穗樹葉食之殆盡，民悉轉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嘯山林。三月，平陽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順天蝗。"
"（清）咸豐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樂亭、平鄉蝗，平谷蝻生，春無麥。青縣蝻子生，撫寧、曲陽、元氏、清苑、無極大旱，蝗……武昌飛蝗蔽天。房縣、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長三寸余。秋，黃安、蘄水、黃岡、隨州蝗；應山蝗，落地厚尺許，鍾祥飛蝗蔽天，亘數十里……"

蝗災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魯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發生蝗災508次，按其發生次數的地理分布，為：
黃河流域：436次，佔85．82％；長江流域：69次，佔13．57％；華南西南：3次，佔0．58％。這個分布情況與陳正祥研究的"蝗神廟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學者陳正祥查閱國內外收藏的中國方誌3000餘種，找出其中記載有蝗神廟地點的，即在地圖上標明，最後製成中國"蝗神廟之分布"的歷史地理圖（蝗神是總稱，包括叭蠟、蟲王、劉猛將軍等）。利用蝗神廟分布繪成的蝗災分布地圖，有一種超過文字記載的優點，因為凡是有蝗神廟的地方，反映當地的蝗災必有反復發作的歷史，故農民不得不立廟祭祀。
陳正祥歸納蝗神廟分布圖的特點有四：（1）蝗災的分布以黃河下游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東、河南三省。（2）華中以南，蝗災漸少，到了東南沿海，幾乎沒有。（3）蝗神廟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對濕度等值線符合。（4）雲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災也較普遍。這圖的不足之處是未能反映蝗災偶然發作的地點，因為蝗災偶發地區，往往沒有建立蝗神廟，便無法在地圖上反映出來。
歷史上的蝗蟲是沒有分類的，郭郛等研究現代中國蝗蟲的生物學分類，指出有三大類，即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郭郛等也將中國蝗災的分布繪製成"中國飛蝗三亞種的分布"圖。從圖中可以看出，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蝗蟲主要都是東亞飛蝗，亞洲飛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內蒙古一帶，西藏飛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帶。其中東亞飛蝗的分布情況，同陳正祥的"蝗神廟之分布"圖非常一致，並且彌補了"蝗神廟之分布"中因不是多發性地區故沒有蝗神廟的缺點，以及西北內蒙古和西藏地區因缺乏方誌記載故蝗神廟極為稀少的缺點。將兩圖合起來看，可以對中國蝗災的歷史發展和現狀分布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天人感應面臨蝗災的尷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張天道與人道合一，自然與人為合一。漢代董仲舒更進一步發展為"天人感應"說，認為天是萬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這種君權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權，但另一方面，天人感應也有限制皇權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為所欲為。所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度，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在天人感應說的倡導下，產生了"變復"論，所謂變復乃指一切的災禍都是天意，只有通過祭祀祈禱，才可以轉"變"災異而恢"復"正常。在蝗災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蟲嚙食無收，百姓飢餓死亡，人君這時再深自譴責，下詔罪己，又何補於抗災？所以東漢的王充便堅決反對，在《論衡》中反詰說：天地廣大，用一點點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飽？"但天人感應的思想仍深入人心，當政者和老百姓面臨蝗災猖獗時，都陷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如《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時，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白居易在其《新樂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對蝗災及捕蝗有客觀生動的描述，但最終仍陷於天人感應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治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他還是認為"吾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萬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傷。"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後，蝗災就消滅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員不相信天人感應，主張蝗來即要捕蝗滅蝗，不能聽其猖獗。如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山東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視蝗蟲食苗，不敢捕殺。玄宗則自責修德不夠，致遭天譴。他詢問臣下們的意見，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蟲的趨光習性，於"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他派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卻說："蝗是天災，自宜修德……"拒絕御史執行任務，姚崇大怒，牒報若水，如若聽任蝗蟲食苗，導致百姓飢餓，要對後果負責。若水這才被動投入捕蝗，"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
天人感應說到宋代，被程朱理學所張揚，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東一帶視察旱災和蝗災的情況，隨時報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會稽縣廣孝鄉親自主持捕蝗、收買、焚埋蝗蟲，大蝗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蝗每升給錢五十文。但同時朱熹又舉行祈禱，專門寫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災狀》，開頭報告沿途所見災情之嚴重，接著說"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為福……"
在蝗災猖獗面前，民間對蝗災的態度也處於非常矛盾尷尬的境地。
周代臘月祭祀稱"八蠟"（蠟音zhà），指八種要祭祀的神，即"先嗇"（神農）、"司嗇"（後稷）、"農"（作物神）、"郵表□（田神）、"貓虎"（益蟲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蟲"。先嗇和司嗇是豐收之神。祭貓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豬，故貓虎成為祭神。昆蟲專指為害莊稼的害蟲。"坊"、"水庸"和"郵表□"都是農業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護神。到後世，八蠟的內容起了變化，先嗇和司嗇轉為神農和後稷以後，從八蠟中分離出去，單獨祭祀；貓虎因其捕食對象減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蠟神在民間濃縮演變為驅除害蟲之神，特別是為害最厲害的蝗蟲，被提到了首位，稱之為"蟲王"。所以八蠟廟或蟲王廟，在華北農村實際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廟。
劉猛將軍廟（簡稱猛將廟）發生於南宋的太湖地區，當地民間認為劉猛將軍的驅蝗威力遠超過八蠟廟和蟲王廟。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蠟神降級為受劉猛將軍的支使："蟲魚皆八蠟神所管，只需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
劉猛將軍即南宋抗金名將劉錡（1098～1162年），他和岳飛（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將。因受張俊、秦檜排擠，被剝奪軍權，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愛戴。
劉錡曾於宋高宗紹光六年至三十一年間（1136～1161年）先後駐軍或轉戰於鎮江、揚州、金陵、平江、巢湖、合肥一帶，其戰功顯赫，深得這一帶民間人心。而這一帶正是蝗蟲的滋生多發區，所以劉猛將軍廟獨起源於太湖地區，為紀念劉猛將軍舉行的廟會（猛將會）也特別多。劉錡更被封為滅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劉錡為揚威侯天曹猛將，有敕書雲：『飛蝗入境，漸食嘉禾，賴爾神靈，剪滅無余。『"
劉猛將軍廟的威名還逐漸傳入黃河流域，與北方的八蠟廟或蟲王廟並存，河北徐水、武安縣還有八蠟廟、蟲王廟、劉猛將軍三廟並存的現象。《山東·威海衛志》說："八蠟廟，俗名蟲王廟，在東北門外，康熙末年建。後改為劉猛將軍廟，劉能驅蝗，有求必應，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廟的歷史演變表明，自古以來，人們對蔽天遮日而來的蝗蟲，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蠟神，以後發覺不靈驗了，直接改祀蟲王廟，蟲王廟也不見得靈驗了，聽說江浙一帶的劉猛將軍"有求必應"，外來的和尚好念經，乃又轉而建立劉猛將軍廟。
八蠟廟和蟲王廟的祭祀是賄賂性的，乞求蟲王手下留情；劉猛將軍廟則是打擊性的，不吃軟的就請劉將軍把你消滅掉。軟硬兼施，蝗災依然如故。三廟林立，是歷史上農業生產和農民飽受蝗災苦難的印證。

歷史上治蝗的生態觀萌芽

盡管天人感應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問題上陷於困境時，實際上不論政府官員和老百姓在祭祀蟲神的同時，也投入積極的捕蝗滅蝗中去，並且摸索創造出許多滅蝗的經驗。
徐光啟在《除蝗疏》中歸納歷代的除蝗方法，無非是治標和治本兩大方面。治標包括北宋淳熙年間敕令，命官民及時上報蝗蟲情報，違者受杖責處分；對因穿掘、撲打捕蝗損傷苗稼的，給予免稅和賠償；實行以蝗易粟，鼓勵民眾捕捉蝗蟲；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窪積水和有水草生長的地方，發動農民割草，曬干後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蟲產卵的場所；春夏間發動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減少蝗蟲百石；干卵一石，等於減蝗千石（筆者按：一斤卵塊約有蝗卵4至8萬粒，故一石卵絕不止百石蝗）。對捕卵後殘存的初生蝻子，預掘長溝，每隔一定距離掘溝一條，發動農民敲鑼，驅趕，蝗蝻受驚，跳入溝內，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對漏網的成蟲飛蝗，用繩兜兜取，布袋盛貯，拿去換粟。最後，在蝗災過後，還要檢查冬月有蝗蟲產卵處。再得除子，冬閑除子一石，可敵治蟲千石。又鑒於蝗蟲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綠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種這類作物，有利於減輕蝗災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說已經相當周詳，只因蝗災之來，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啟《除蝗疏》和董?《救荒活民書》等的影響，進入清朝以後，有關治蝗的專書也多了起來，如湖廣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東蒲松齡的《捕蝗蟲要法》、浙江陳方生的《捕蝗考》、陳僅的《捕蟲匯編》、江蘇顧彥的《治蝗全法》、陝西芷齡的《除蝻八要》、陳崇砥《治蝗書》等，反映了有知識、有科學頭腦的士人，緊跟徐光啟、董?之後，提倡人力治蝗。當然，明清治蝗書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蟲問題到明清時期不見減輕，更見嚴重。
在祈禱神力驅蝗和主張人力捕蝗的歷史過程中，明末浙北嘉興、湖州地區，農民發明了以蝗蟲飼鴨、山區貧民以蝗蟲飼豬等措施。對於大量捕集、數以千百石計的蝗蟲，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確實是能量（蛋白質）的很大損失。唐太宗帶頭吞蝗的傳說影響很大，據說唐代民間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風俗，甚至於以蝗蟲為珍貴的食品，互相饋贈。
據分析，蝗蝻的粗蛋白質含量為71．21％，粗脂肪為9．1％，碳水化合物為5．13％，灰分為5．24％。其食味近似蝦干，營養價值和魚肉類相當。民國時期的北平、天津一帶餐館里，還有以蝗蟲為佳餚，供顧客點菜之需。蘇北蝗區常年有蝗蟲產卵的地方，遇蝗蟲大發之年，居民打了蝗蟲，曬干後貯藏起來，做干糧或肥料用，荒年時還要預防曬場上的蝗干被人偷去。歷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帶，處於洪澤湖和微山湖蝗蟲滋生地帶，蝗災頻繁，形成了以蝗蝻飼鴨的傳統，有專業的鴨戶領導放鴨，猶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樣。據調查，一隻大鴨一天中能吃掉蝗蝻兩斤，則一千隻鴨每天的食蝗量達兩千斤之多，當地的蝗蟲雖然年年滋生，也就難以成災了。
從現代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天人感應仍然有其科學的積極的意義。生態學並不認為人可以向自然無限制地索取。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鏈規律的約束。蝗蟲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約蝗蟲繁殖的客觀條件失控，如乾旱缺水、天敵減少、植被單一化、越冬殘蟲量大等，給蝗蟲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內爆發成災的可能。氣候乾旱化是亞洲大陸腹地的大趨勢，非人力短期內所能扭轉，但其他人為的因素如河灘裸露，湖庫脫水，退耕還湖、還草、還灘過程中沒有注意綜合措施，殘留蟲量太多等，都是導致蝗蟲爆發的條件。蝗蟲的天敵包括菌類、蟎類、昆蟲類、蜘蛛類，兩棲動物類、鳥類等，據統計，達68種之多，尤以鳥類的食蝗量為大，其次是捕食蝗蟲的昆蟲；天然的益鳥因人們捕捉不斷減少，只能依靠雞鴨等家禽實行突擊捕蝗。
由於自然的和人為的種種因素，蝗蟲問題雖然不可能徹底解決，卻完全可以科學地給予控制。繼承歷史經驗，在蝗蟲多發區和附近地區，有計劃地組織一定規模的養鴨養雞場，擴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製作蝗蟲飼料，無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項措施。

❻ 中國歷史上蝗蟲成災、遺禍千年，是從什麼時候被控制的呢

當然，這只是明朝的記載罷了，真假與否，我是不知道的。

自從有了農葯之後，蝗災得到抑制，農葯在噴灑過程中，首先會殺死部分蝗蟲的卵，一季莊稼有時候要打幾遍農葯，盡管過多使用農葯對人體不好，但也有效的殺死了害蟲。

當然，這同樣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一些益蟲和益鳥也遭到牽連，可這又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中國在歷史上對老百姓危害最大的就是水災、旱災和蝗災。自夏朝的大禹開始治水直到現在基本上已經解決，已經沒有什麼水災可言了，但是旱災和蝗災卻是一直存在。而且蝗災和旱災往往是分不開的，每當有大旱的時候必定有蝗災，旱災和蝗災有著說不清的關系。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蝗災就逐步的被控制住了，雖然蝗災還時有發生，但是都能被及時消滅。

❼ 國家歷史上曾發生過哪幾次大的蝗災

1、唐太宗時期有一次,結果唐太宗在探災的時候親自嚼了蝗蟲.
2、明末崇禎時期版陝西大旱且蝗災,張獻權忠,李自成在這時加入了起義軍
3、清朝的白蓮教起義也是因為蝗災.
4、2001年,俄羅斯南部的斯塔羅波爾地區,約26．7萬公頃的牧場和耕地受到蝗蟲侵襲.
5、2001年,中國遼寧省首見蝗災,起因是百年首見的旱災
6、2003年,美國西部的內華達州、猶他州和愛達荷州皆飽受蝗災侵擾,愛達荷州的災情是二次大戰以來最慘重的一次.
7、2004年,數百萬只蝗蟲蜂擁來到以色列紅海之濱城市埃拉特.等

❽ 中國歷史上蝗蟲成災、遺禍千年，是從什麼時候被控制的

蝗災直到新中國的建立之後，才被控制下來，運用了農葯，而且從美國引進了蝗蟲微孢子，它可以讓蝗蟲不能大規模產卵，可以從根本上杜絕蝗蟲災害。

❾ 中國古代那個朝代出現瘟疫和蝗蟲肆虐 大災害求科普。

唐朝，那個時候開始人工滅蝗蟲。

❿ 中國蝗蟲歷史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蝗災頻發的國家，受災范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因而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成為古今學者關注的主題之一。早在明清時期，就出現了不少影響深遠的治蝗類農書，在蝗蟲習性、蝗災發生規律、除蝗技術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學認識和總結。如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通過對明代以前蝗災的統計、分析，得出有關古代蝗災發生季節和滋生地的正確認識，成為我國古代蝗災研究的傑出成就。進入20世紀後，伴隨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們投身於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為響應聯合國提出的「減災十年」活動，學術界更掀起了對中國災害學、災害史的研究熱潮，蝗災史研究也成為其中一個熱點，出現了不少文章與論著。據筆者初步統計，20世紀以來約發表專題論文百餘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論著有30餘部。縱觀百年來的研究歷程，大致表現出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狀況

20世紀初，伴隨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如吳福禎、陳家祥、鄒鍾琳等人，在進行現代蝗蟲的分類與分布、蝗蟲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觀察、飛蝗的預測及防治工作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到蝗史資料，以期對蝗災發生有個縱深的認識。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家祥《中國文獻中關於蝗災之記載》(寫成於1928年，1938年以英文發表、李鳳蓀《捕蝗古法》(《昆蟲與植病》1933年第1卷)、馬駿超《江蘇省清代旱蝗災關系之推論》(《昆蟲與植病》1936年第18期)。與此同時，一些歷史學者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了蝗災的統計，如被視為中國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國救荒史》(鄧雲特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就對包括蝗災在內的我國歷代自然災害次數與頻率作了統計。陳高佣編寫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一，1939年)，輯錄出257年次的蝗災記錄。其中鄧氏所統計的蝗災次數多為後人引用。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狀況

真正意義上的蝗史研究工作開始於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國大規模的葯劑防治蝗蟲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為了更全面弄清蝗災發生規律，當時不少學者對蝗史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曹驥《歷代有關蝗災記載之分析》(《中國農業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討論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災發生情況，及其與旱災、水災、溫度、天敵、人類防治等因素的消長關系；並運用數量統計、對比分析的方法，繪有多種關系曲線表。這是較早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統計古代災害的嘗試，也是後來研究者用得較多的方法。郭郛《中國古代的蝗蟲研究的成就》(《昆蟲學報》1955年第5卷第2期)，對我國古代的治蝗成就進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自然災害搜集組《安徽地區蝗災歷史記載初步整理》(《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第2期)一文是對該館編制的「安徽省近千年來自然災害分區統計表」中關於蝗災記載的整理分析，得出該地蝗災的發生表現出連續性與廣泛性、蝗災與旱災的發生有一定相關性等結論。此外還有欽白《歷代捕蝗記》(《安徽日報》1961年8月17日)，兆寅《陳振龍在農業上的又一貢獻——〈治蝗傳習錄〉介紹》(《福建日報》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劉昌芝《徐光啟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生物學通報》1964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