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文化意義五十字

『壹』 中國的輝煌歷史五十字左右

明朝以前都挺輝煌的，差不多是世界第一

『貳』 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

有唐詩、宋詞、元曲、儒家思想、中醫理論等。

1、唐詩

唐詩，泛指創作於唐朝詩人的詩。唐詩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同時也對世界上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對於後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風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

2、宋詞

宋代盛行的一種中國文學體裁，宋詞是一種相對於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志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於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

它始於梁代，形成於唐代而極盛於宋代。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國文學的閬苑裡，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

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艷，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後有同名書籍《宋詞》。

3、元曲

元曲，是盛行於元代的一種文藝形式，包括雜劇和散曲，有時專指雜劇。 雜劇，宋代以滑稽搞笑為特點的一種表演形式，元代發展成戲曲形式。

每本以四折為主，在開頭或折間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宮調同韻的北曲套曲和賓白組成。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等。

流行於大都（今北京）一帶。明清兩代也有雜劇，但每本不限四折。 散曲，盛行於元、明、清三代的沒有賓白的曲子形式。內容以抒情為主，有小令和散套兩種。

4、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從事喪葬行業的司儀，後來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深遠。它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

5、中醫理論

中醫理論，即中醫基礎理論，簡稱「中基」。它是以天人合一的叄個哲學觀的整體理念與辨證論治、相似觀（分形觀）的循證觀點為最大特色的祖國傳統醫學體系的基礎與核心。

中醫基礎理論的學說主要包括分形陰陽五行學說，藏象五系統學說（心系統、肝系統、脾系統、肺系統、腎系統），五運六氣學說，氣血精津液神學說（氣：信息－能量－物質學三元-多元說）。

體質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及養生學說，分形經絡說等，其中以藏象學說為核心，信息－能量－物質學說為基礎，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並用於指導臨床診療活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元曲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詞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唐詩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儒家思想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醫理論

『叄』 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

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知識，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正因為有專了傳統文化深入屬骨髓的引導，中華民族才能得以延續不衰。文化的教育，可以使新一代更加了解古代人民的而智慧，親切地體會文化的精美絕倫。教給他們典雅和處世之道。

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對國家的意義。千百年來的延續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時間魄力，而南北東西的豐滿則是其空間力量的最好見證。值得一提的還有享譽全球的研究孔學——紅學文化熱潮，中華傳統文化逐漸走進世界舞台。在治國理念方面，文化典籍中包含的治國治民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中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重德行、貴禮儀，在世界上素來享有盛譽。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始終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礎，始終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道形成和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從口頭傳承到文字記載，內容博大而精深。優秀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振興的精神動力，又是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

『肆』 歷史文化的意義

文化遺產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普遍價值的建築物、雕刻、繪畫、遺物、銘文等文物；在景觀，建築樣式結合等方面具有突出價值的建築或建築群體；從歷史、美學和人種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人工物品或人與自然共同創造的物品和工程，如故宮、秦始皇兵馬俑等。

歷史文化遺產是指具有一定歷史意義，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存在歷史價值的文物，其主要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各類文物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人類的社會活動、社會關系、意識形態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當時生態環境的狀況，是人類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文物的保護管理和科學研究，對於人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力量，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並促進當代和未來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4)中國歷史文化意義五十字擴展閱讀

歷史的重要性在於，讓我們接近真相。盡管歷史在發展中被曲解、隱藏，我們學的是被人為扭曲的還是客觀發生的歷史。如果我們學習的是認為扭曲的歷史，會形成一種偏激和扭曲的歷史觀。這是可怕的，如果再將這種扭曲的歷史觀影響他人，這是更可怕的。但最終歷史會公布於天下的。

歷史文化，只有傳承了歷史文化，我們才有自己的民族氣節，國人的靈魂。這里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屈原與端午節了。由此演變而來的端午節就是一種歷史文化。簡而言之就是，歷史上的事件或者是活動流傳下來的影響，積淀在民間，並由此而催生的文化。

目前，國外掀起了一陣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浪潮。我們國內也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然而我國在傳統文化的傳承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短板。

參考資料

歷史-網路

『伍』 學中國歷史文化概論的意義是什麼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陸』 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

中國文論傳統及其現代命運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體系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徵密切相關。可以說,作為文學觀念之理論化形態的文論話語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體現。具體言之,與古代士人「社會導師」的文化認同直接相關,形成了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古代士人維護個體精神自由與超越意識直接相關,形成了以道家、佛釋之學為思想依託的審美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士大夫詩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關,形成了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是中國古代居於主導地位或者官方意識形態地位的文論話語。就其產生的動因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遺存。我們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會,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密不可分,國家意識形態直接表現為政治的與文化的制度以及人們的行為方式。所以,詩歌在西周時期乃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與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現存《詩經》作品來看,西周詩歌的功能首先是溝通人與神的關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靈為目的的頌詩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屬於這類作品。其意識形態功能在於:向天下諸侯證明周人統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證明貴族等級制的合法性。對神的祭祀從來都是一種特權,因此,祭祀活動本身就已經具有意識形態功能了。西周詩歌的第二個重要功能是溝通君臣關系。這里又分為「美」、「刺」兩個部分。「美」是臣下對君主的肯定性評價;「刺」是臣下對君主的批評與規諫。根據鄭玄《六藝論》和《毛詩序》等漢儒的記載我們知道,西周時期之所以採用詩歌的形式來溝通君臣關系,主要是因為這種形式比較委婉文雅,便於言說與傾聽。現在看來,這大約是貴族社會一種言說的特殊方式或權力——可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根據《詩經》可以知道,在西周後期,詩的這種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實現。對於詩歌這種功能,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意識形態內部的自我調節機制。十分清楚,西周時期詩歌的這兩種主要功能都是意識形態性質的。這意味著,西周詩歌本來就是彼時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形式。這對於以繼承和弘揚西周禮樂文化為天職的儒家思想家來說自然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在他們看來,詩歌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就像母雞有下蛋的功能一樣是天經地義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形成的另一個主要動因則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認同。儒家士人作為一個知識群體, 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復禮」——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改造社會的政治目的為最高任務的。他們的一切話語建構與闡釋活動無不以這一目的為核心。對詩歌的闡釋自然也不例外。從現存的《論語》、《孟子》、《荀子》和被定名為《孔子詩論》的楚簡等涉及詩歌的論述來看,先秦儒家已經在詩歌闡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從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到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說,再到荀子的「詩言是,其志也」之說,都不離「克己復禮」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從產生之日起就成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主流,其影響至為深遠。漢代是儒家知識群體擎著儒學大旗與統治集團討價還價、形成「共謀關系」,從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識形態的關鍵時期。所謂經學,實際上乃是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在政治上終於形成聯盟關系的話語表徵,是知識階層進入權力系統的意識形態保證,也是權力集團獲得合法性的直接產物。經學是政治權力正式承認知識階層話語之權威性的標志,是「勢」對「道」的妥協;經學也是知識階層話語壓制了其固有的烏托邦精神之後的結果,是「道」向「勢」的讓步。因此,經學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最終確定了中國主流文化始終在政治與知識之緊密聯系中發展的基本格局,從而也決定了這種文化始終不能獲得純粹的知識形態而向自然領域拓展的命運。
在經學語境中的文論話語自然是徹底的工具主義的。從《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序》、《六藝論》等文論話語來看,在漢儒的心目中,詩歌直接就是一種規范君權、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詩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據不能在個體情感世界中去尋找,而必須在人倫關系,特別是君臣關系中去尋找。漢儒說詩,非美即刺。無論美或刺,都是一種具有明顯政治性的話語建構,是對儒家給出的價值秩序的維護與闡揚。漢代《詩》學四家,無論存在怎樣的差異,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義的眼光來解說《詩經》作品,其目的都是藉助於對古代詩歌的解說來實施對現實君主的約束與引導。總之,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這就是經學語境中文論話語的根本特徵。
隋唐之時,儒家工具主義文論大體上繼承了漢儒傳統。但由於詩文自身的發展,文論話語也相應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經過了魏晉六朝的詩文創作大繁榮局面之後,儒家文論家所面臨的問題早已不再是如何闡釋已有的詩文作品,而是如何創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滿足於通過闡釋古代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工具主義文論觀點。他們直接提出詩文要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說,乃是此期工具主義文論的典型口號。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文論觀。在這時的價值坐標中,建功立業乃居於最高位置。因此,「有補時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工具主義文論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此期的儒家已經不再把建功立業視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滿足於僅僅賦予詩文直接的政治功能。從社會地位看,宋儒與漢唐儒者根本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幸成為君主集團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對象;而漢唐時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團最重要的依靠對象,文人士大夫常常處於被壓制與被排擠的地位。宋儒的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不再以進入仕途、建功立業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遠的目標。一般說來,成聖成賢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則宋儒所主張的工具主義文論觀也就有別於漢唐儒者。其根本之處是宋儒不僅僅要詩文服務於社會政治,而且更要服務於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論處處離不開對「道」的闡揚。這個「道」可以說乃是宋儒烏托邦精神的話語表徵而不是現實社會秩序。這種將「道」視為「文」之本體、將「文」視為「道」之發用的觀點,本來是唐代中後期韓愈等人提出來的,是所謂「古文運動」的核心主張。但是這種觀點在唐代並沒有被發揚光大,而只是曇花一現。只是到了宋代,由於言說者的社會境遇發生了變化,才成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論觀點。
這樣一來,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觀內部就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是要求詩文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成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詩文從屬於某種超驗的精神價值,成為載道之具。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為現實政治服務與為某種高遠難達的理想服務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說,這種不同就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差異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的發展即是這兩種傾向的此消彼長。

以老莊、佛釋為依託的審美主義文論系統

老莊之學與佛釋之學從根本學理上來說都是否定詩文存在價值的,但是這兩種思想系統卻又都對古代詩文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什麼原因呢? 毫無疑問,這只能說明無論老莊之學還是佛釋之學都與詩文價值具有某種相通之處。在我看來,這種相通之處是一種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對物慾橫流之現實世界的否定。對此,人們名之曰審美主義。這是在康德的意義上使用「審美」這個概念的,即無直接的功利目的,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老莊、佛釋之學當然有諸多差異,它們各自在學理上也是頭緒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說正在於否定一切現實世界所奉行的價值觀念,將人的心靈提升到一個無知無識、無利無害的價值真空之中。所謂掙脫「名韁利鎖」,也就是否棄現實生活中人人信奉的價值觀念之意。老莊之「無」,佛釋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將通行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統統盪滌之後剩下的空靈心境,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在消除了一切內在與外在強制之後的絕對自由的精神狀態。老莊的「體道」、「達道」,佛禪的「頓悟」,大約就是指進入這種精神狀態之中了。這種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難真正體會得到,但根據老莊、佛釋之學的言說以意度之,則這種精神狀態與人人都可以體會到的「審美體驗」大約有某種重要的相似之處。或者可以說, 「達道」或「悟」的境界是恆常的審美體驗;審美體驗是瞬間的「達道」或「悟」的境界。老莊、佛釋之學追求的是這種超越境界的恆常性故而否定詩文之價值。然而詩文和其他審美活動卻是在現實中體驗老莊、佛釋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對其多有汲取。正如人們不能在現實中成為英雄豪傑,就願意藉助於想像在虛擬的世界中實現這一理想一樣,老莊之學以自然為指歸,但是絕大多數現實社會的人卻是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之中,於是吟詠自然山水與田園生活的詩文就來滿足人們這種精神需求了;佛釋之學以「四大皆空」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現實生活的人絕大多數都在追求「實」而逃避「空」,於是描繪靜謐、空靈、清幽的詩文就來滿足人們這種對「空」的嚮往了。簡言之,老莊、佛釋之學在現實生活的實際實現是難以確知的,但其於文學審美領域的實現卻是有目共睹的。審美主義文論觀念於是成為中國古代堪與儒家工具主義文論相媲美的話語系統。
這種審美主義文論觀念是在魏晉六朝時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擔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變體——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實際貴族身份的文人。他們與傳統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區別是:他們無須依靠個人奮斗就可以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這一切都來自家族門第。再加上這個時代的世家大族與君主集團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所以他們自然就將家族利益看得遠遠高於社稷利益,以至於可以說,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無國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在中國古代十分獨特的文化場域——以談論哲理、品藻人物、賞析詩文書畫為主要內容的言說空間形成了,即所謂「清談」。這個文化空間的形成實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尚、價值觀念、審美趣味、詩文風格都是在這個文化空間中形成並充分發展起來的。這個文化空間是士族文人開拓出來的,體現了一種貴族化的精神傾向;反過來,它又大大強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貴族氣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開掘出一個具有超越性的、極為精密細微、高遠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都是在這個時期臻於成熟的。
在這樣一種貴族氣息濃厚的文化空間中產生出來的詩文價值觀,當然也不再是兩漢經學語境中的詩學觀念,「經世致用」的口號也被「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所取代。審美主義文論觀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先秦時期道家那種自然主義的社會烏托邦與個體精神烏托邦在這時都成功地轉化為詩文書畫的審美風格與藝術境界了。
我們可以隨意挑選幾個文論概念來說明這種審美主義文論觀的基本特徵: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論話語系統中,自然這個概念是指詩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樣,沒有絲毫人為痕跡。這個概念的深層文化內涵是老莊崇尚自然無為、否定一切人為的文化建構的精神。在玄學風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極為欣賞自然山水,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總是生活在山水之間,於是他們一方面大造園林,將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來,另一方面又大量創造表現自然山水的詩文及繪畫作品,以寄託嚮往自然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以自然為上、雕琢為下的審美價值觀就形成了,於是, 「自然」就成為文論話語中的核心范疇之一。(2) 遠。這個概念在六朝時期正式成為重要文論范疇。「遠」本來指空間距離之大,後來引申為時間距離之大。在《老子》一書中曾用來指「道」循環往復的運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即所謂「逝曰遠,遠曰返」。六朝文人借這個概念意指精神對現實的超越,是詩文的一種重要審美境界。諸如「淡遠」、「清遠」、「高遠」、「玄遠」、「深遠」以及「意遠」、「心遠」等等,其文化內涵都是指詩文所言說描繪的意象、意境對現實政治生活或通行的價值觀念的超越與背離,是指精神對物質、靈魂對肉體、無對有、無為對有為、超驗之物對經驗之物的超越與背離。(3)韻。這個概念本是關於聲音的,由於有韻之音能夠令人回味無窮,所以後來引申為言辭表面之意背後隱含的余意、餘味。六朝文人將這個概念用之於詩文書畫的評價,有神韻、氣韻以及風神氣韻等用法。老莊之學有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認為能夠用通常言辭說出的東西不是那個真正有意義的東西。老莊又有「大象無形」、「大音稀聲」之說,意指真正的「象」與「聲」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這樣,老莊就給出了一種具有闡釋學意義的觀念:應該重視沒有說出的東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莊這種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內涵與風骨,在書畫鑒賞上標舉「氣韻生動」與「傳神」,在詩文評價上則講究「滋味」與「言不盡意」。總之,就是主張含蓄蘊藉而反對淺陋直白,這也是老莊之學在審美層面的顯現。
經過六朝時期的張揚,自隋唐以降,審美主義文論觀已然成為堪與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相抗衡的文論話語系統了。以王昌齡(託名)《詩格》、釋皎然《詩式》、司空圖《詩品》為代表的審美主義文論觀與元白的新樂府運動、韓柳的古文運動的工具主義文論觀並行不悖,足見這種文論觀已經深入人心,獲得了言說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樣如此。這說明在長期的碰撞磨合之後,在古代文化場域之中,儒、釋、道三家學說已經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們之間的互相滲透、觸發,已經構成了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從更深層的原因來看,儒學與道、釋之學的同時共存現象表徵著古代文人士大夫階層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們建立起了一種將出世與入世、建功立業與心靈自由、博施濟眾與人格提升融為一體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國古代,文論或詩學話語、哲學或學術話語、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構關系,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

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專門關注詩文的文本構成、語言形式、表現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論話語在中國古代同樣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傳統,對此以往的古代文論研究重視不夠。這個文論話語系統並不直接與某種意識形態或烏托邦精神發生聯系,因此可以說是「價值中立」的,也可以說是關於「形式」或「技藝」的言說。《易傳》中關於言、象、意關系的論說,可以看作是這種文論話語的濫觴。在六朝時期,這種詩文評話語系統才正式形成並蓬勃發展起來。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內容豐富的文論話語系統。概而言之,這種文論話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文體論。中國古代文體意識成熟較晚,漢儒劉歆《七略》與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標准只能算是文體意識的萌芽狀態。只是到了六朝時期,文體意識才算比較成熟起來。曹丕有「四科八體」之分,首次從文體角度將「詩賦」與奏、議、書、論等實用文體區分開來;陸機《文賦》有「體有萬殊,物無一量」之說,是講詩文文體的復雜多樣;到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則進一步以專篇論述文體之流變與特徵,自《明詩》至《書記》凡二十篇,論及文體三十餘類。而且對這些文體中所包含的更細微的文體差別也言之甚詳。因此, 《文心雕龍》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成熟的標志。此後,文體論的演變基本上都離不開劉勰給出的范圍。當然,按照現代文學的定義和分類標准,劉勰依然存在著文學與非文學渾然不分的問題。因為從審美角度看,古代文體幾乎沒有不講究審美性的。即使是一封書信,也要寫得情文兼至才行。對他們來說,無往而非文學;相比之下,倒是現代人的審美范圍縮小了。另外,六朝時期的「言、意之辨」、「文、筆之辨」都是文體意識成熟的表現。
二是創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兩漢時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誠實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觀點,不大重視詩文的寫作技巧問題。同樣也是在六朝時代,由於精神生活成為士族文人首要關注的事情,並且因此而在各個精神生活門類中都形成了獨立而細致的評價系統,於是各種「技藝」也就被空前地重視起來了。劉勰根據各種文體的特徵,分別提出了具體的寫作要求,已經涉及到寫作技法問題。沈約等人更進一步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從聲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詩歌創作技法方面的原則。隋唐之時,詩人沿著六朝開創的創作習慣寫作,並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和豐富了創作技法與技巧。到了宋代,詩人們開始關注所謂「詩法」、「句法」問題。由於宋代新產生了「詩話」這種文論體裁,所以宋、元、明、清幾代關於「體」、「格」、「音律」、「句法」等詩歌寫作技巧和修辭方式的議論大大發展起來。涉及這方面的文字遠遠超過了那些工具主義和審美主義的文論。
三是關於詩文發展源流的觀點。這也是這派文論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鍾嶸《詩品》分析魏晉六朝時期詩人們的淵源,雖多有牽強附會之處,但注意到詩歌創作的前後繼承關系應該是一項重要貢獻。唐宋以後的詩文評,都把梳理詩人對前人的承繼關系作為重要內容。例如,宋人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梳理江西詩派源流關系;明人許學夷《詩源辯體》從體制、格律、風格等角度入手,對自《詩經》以迄宋代的詩歌發展演變源流進行梳理,等等。這種著眼於形式諸因素的源流辨析並不屬於工具主義或審美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而是一種比較客觀的論說,故而應歸於詩文評系統。

傳統文論的現代命運

現代以來,中國傳統文論陷於窘境。由於現代漢語的言說方式代替了古代漢語的言說方式,面對現代漢語語境中的文學創作,傳統文論似乎失去了闡釋能力。但是,傳統文論畢竟是曾經延綿千百年的主流話語,事實上,它們構成了現代文論話語形成的基礎,並且以改頭換面的方式進入到現代文論話語系統之中。如果說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中國現代知識階層接受西方文論話語的過程,那麼,古代文論話語也就自然而然地構成了這一接受過程的「前理解」或「前結構」,從而對接受對象的選擇、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產生重要影響。
傳統的工具主義文論話語在現代以來一直擁有很大市場。無論是「啟蒙」、「救亡」,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都需要將文學這種具有莫大社會效果的言說方式當作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的工具來看待。於是,現代文論就與傳統工具主義文論建立起極為親密的關系——後者成為前者最有力的話語資源之一,前者則成為後者合乎邏輯的現代發展。從晚清改良主義者對文學社會功用的空前闡揚,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為人生的藝術」、左翼作家主張的「文學革命論」,再到20 世紀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藝政策的推出,其間無論存在著多大的差異,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精神卻是比較鮮明的,這就是文學應該服務於社會。可以說,正是由於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工具主義文論做基礎,才使得這種以現實服務為宗旨的現代文論話語以壓倒性優勢獲得主導地位。從1980 年代至今,由於來自中國傳統與西方的工具主義文論話語資源在一個時期內被過度使用,導致了文論話語主流地位先後被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精神分析主義等等五花八門的西方文論話語所佔據;倡導文學社會功用的言論空間受到擠壓,日益被淡化和邊緣化了。
傳統的審美主義文論在現代文論話語中的影響則比較微妙,現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義傾向的文論家才與之結緣。審美主義文論雖然以老莊佛釋之學為理論依託,但它並不一定直接體現具體的老莊、佛釋思想,後者只是為前者提供了進入純精神、無功利的意義空間的階梯而已。對於那些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奉行老莊清靜自然或佛釋無住無執修身原則的大多數文人士大夫來說,偶爾躲進空靈、超越的審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對心靈的撫慰與凈化了。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傳統文人士大夫,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幾乎人人對這種審美境界鍾愛有加。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積淀,審美主義文論在現代知識階層那裡也依然時時有所顯露,這也就是他們接受西方唯美主義文論話語的文化心理基礎。我們知道,西方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是在德國古典美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其核心口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20 世紀20 年代,中國文學界有不少作家、文論家(主要是創造社成員)接受了這個口號,成為與「為生活而藝術」相對立的重要文藝主張。從表面來看,這種主張毫無疑問是從西方唯美主義文論話語「拿」過來的,但是如果細加考察就不難發現,他們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傳統審美主義文論的東西。例如,周作人、林語堂、宗白華、朱光潛等人的文論觀點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為藝術而藝術」口號下進行的創作實績,例如小品文、抒情詩之類,所表現的藝術境界也同樣帶有明清小品文的鮮明印記。這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的審美主義文論觀在現代唯美主義思潮中實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傳統詩文評可以說是中國式的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它只關注文學文本構成方面的事情。這種文論傳統構成了中國現代文論對西方以「新批評」和「意象批評」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義文論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礎。例如,英美「新批評」的代表人物燕卜蓀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兩次來中國任教,他的詩歌批評方法對當時中國詩歌創作與批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人對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說頗能心領神會,因為他們是從中國傳統文論中固有的「含蓄蘊藉」角度來接受這種觀點的。20 世紀80 年代,俄國形式主義批評、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在中國文論界掀起熱潮,將人們的眼光從社會歷史拉向文本自身,這當然主要是當時文化歷史語境所決定的,但是中國傳統文論對於文本分析的重視以及積累的大量經驗肯定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柒』 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的資料,大約在50字左右

中國傳統藝術中的詩、書、畫，房、園、林，服飾、傢具中，小到「核舟記」之精微，細到紙張般景德鎮薄胎瓷碗，久遠到敦煌經卷上的唐墨的光澤，幽靜到杭州揚公堤畔劉庄竹林中的讀書樓，一切都充滿著神秘與含蓄之美。幾千年來古人留下來的文化，使中國人有深刻的悟性，有獨特的表達，看問題有特別的視角，思考問題時，有不同於西方人的簡約。中國人有東方的人文精神，有自己的藝術抽象，有自己文明源流，也有和諧的生活方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果著作在綜合廳的中間堆成一座小丘，提醒著人們，或許有一天我們只能在這些卷冊里尋找文化之根，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不讓遺產變成遺恨.

中國歷史文化遺產有，敦煌莫高窟 ，秦始皇兵馬佣，龍門石窟，承德避暑山莊，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黃山等。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發展的思想基礎，可以叫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即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形態上的基本特點。因此，（1）鋼健有為;（2）和與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協調。"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張岱年:《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結於《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之中，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觀念，雖然在過去廣泛流傳，但是實際上不能起推動文化發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張岱年：《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學術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還表現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優良傳統。（張岱年：《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載《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論集，東方出版社出版）

『捌』 中國歷史文化

中國歷史文化包括很多，例如：婚姻、家族、國家政權而至貿易、衣食、文字、文學、經學、宗教、道德、民俗、節慶等，構成一幅清晰簡要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縮影。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就文化的載體文字而言，漢字的誕生時間尚難以考證，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19世紀末發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發現的報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郵陶文等。

中國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傳統，注重人倫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進入春秋戰國，產生了諸子百家，漢以後成為儒家社會，東漢前後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都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8)中國歷史文化意義五十字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的文化光輝燦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各民族的先民都已創造出了以豐富多彩的陶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此後，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後來演變為漢族)在夏、商、周三代，創造了輝煌的青銅文化和甲骨文、金文。

以後又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葯等。約在商、周、秦、漢時期，四月}的巴人、蜀人，湖北、湖南、安徽的楚人，江蘇的吳人，浙江的越人，廣東、廣西的駱越人、雲南的滇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遼河流域的東胡人等，都相繼創造了本民族的青銅文化。

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有的還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主要的有藏文、突厥文、回鵲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滿文等。在歷史上，漢文化一直處於主導的地位，漢文化與各族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交流，形成為世界東方最先進的文化，即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對亞洲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起過哺育的作用，對古代世界文化的發展亦有巨大的貢獻。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又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我國古代的歷史自結束了原始社會之後，即進入階級社會。自那時開始，我國各族人民即在進行生產斗爭的同時，亦長期進行反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斗爭，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

在近代史上，我國由於一再遭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各族人民為了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為了保衛祖國神聖的領土和主權，緊密團結，互相支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這場斗爭長達百年，最後終於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並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玖』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什麼重要意義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以下重要意義：

1、國家的強盛離不開文化的支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軟實力，為中華民族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只有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才能造就實現中國夢的強大文化力量。

2、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構成要素，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的互補共生，才最終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取得勝利。加強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也有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時俱進、長葆活力。

3、青少年是實現中國夢的生力軍。當前，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於引導他們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4、繼承和發揚傳統優秀的傳統文化，可促進國家民族認同、凝聚人心、激發民族意志，可扭轉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

(9)中國歷史文化意義五十字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1.世代相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某些短暫的歷史時期內有所中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變，但是大體上沒有中斷過，總的來說變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特有的，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歷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歷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度—豐富多彩，「精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測。

『拾』 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

中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重德行、貴禮儀，在世界上素來享有盛譽。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始終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礎，始終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從口頭傳承到文字記載，內容博大而精深。
優秀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振興的精神動力，又是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在經濟全球化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並結合時代特點加以創新，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輝煌燦爛、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其中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和諸多道德理念，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在新時代進行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思想養分。深入挖掘和利用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精髓，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對於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個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文明之林享譽千年，在於它獨特而充滿魅力的文化。放眼河山，黃鶴樓依然聳立、紫禁城仍舊巍峨；長江水依然奔流到海、武昌魚仍是中華名菜；山東有孔廟、敦煌有石窟；李白的文字、納蘭的故事、蘇軾的詞譜成了「明月幾時有」的樂章；清茶，水酒，依然論英雄。細細數來，民族文化，始終在我們身邊，息息相關。旅遊，有古城的瑰麗；武俠，有詩仙的豪情；一茶一飯，有中國五千年茶文化、食文化的深刻積淀。藉助這樣無刻不在的平台，五千年文化的源遠流長，可以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弘揚的出發點。多一分細心和探究，可以在點點滴滴間漸漸還原歷史的足音，滕王閣的解說里有「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蓬勃氣勢、莫高窟的壁畫上既篆刻著一段歷史的奇絕工藝完美想像，也寫下了另一段歷史的落後與愚昧。走近歷史，了解歷史，文化，是最好的窗口。
我國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在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流淌著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積淀成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在各異質文明空前沖突和融合的過程中，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個性的文化，也才是世界性的文化。我國的傳統美德無論在哪個朝代都被統治階級強調，同時也被廣大人民所認可，因此我認為，要在大學中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我們是有優勢的，而現在首先就是要「固本」，即要倡導傳統文化及美德的教育。這有兩個必要，第一，要培育民族精神，首先必須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民族的歷史，以及千年來的精神傳承。第二，中國傳統文化本身雖然不可能再度直接成為新文化，但其內在的基本文化精神卻可以經過批判、改造、繼承、弘揚而再度成為新的民族精神的生長點。
中華民族擁有了一個巨大的精神寶庫，古代的神農嘗百草、大禹治水、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民族精神，現代有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魯迅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青藏高原精神、抗洪精神精神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蔚為壯觀的精神群體，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我們培育民族精神必須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並且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特質，尋找到本位。此外，面對現今如此紛雜的社會，各種思潮不斷涌現，改革開放固然帶來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同時也給國內外企圖破壞我國發展進程的勢力有可乘之機，而正處於世界觀形成期的青年人善於接受新文化，同時也容易被不良文化所侵害，形成錯誤的世界觀、方法論。因此，在教育中強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美德，使學生們先做到內心世界的充實，有了民族底氣，有了文化底蘊，面對各種文化的滲透，才不會迷失方向，喪失中國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