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看待日本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要批判的看、有条件的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㈡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现象
日本政府的责任不容推卸
教科书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政府长期纵容、支持右翼势力翻案的必然结果。对于教科书的审定，日本政府一再声明表示不介入，但右翼教科书在国内外舆论的抗议声中两次获得通过，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在右翼教科书出笼并于2000年首次送审之后，不仅遭到国内外正义舆论的批判，有教科书审议委员担心将侵略行为正当化，会刺激他国人民的感情，试图阻止其通过审定。但是，日本右翼喉舌《产经新闻》却发表大量报道和社论，对该教科书审议委员进行攻击。同时，自民党内的一些势力也闻风而动，要求文部省延期召开审议会和处分该教科书审议委员。甚至在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的同意下，以自民党的名义要求文部省解除该委员的职务，并强制性要求在解除职务以前不能召开审议会。结果，文部省于2000年10月30日将该委员调离社会科部会·历史小委员会，从而为肯定侵略战争、美化殖民地统治、宣扬天皇中心历史观的右翼教科书的审定合格开了方便之门。
实际上，就是那次同时送审的其他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统治的记述方面也有很大后退。例如，原来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都有随军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本中记述的只有三家，而且只有一家使用慰安妇，其他两家变成了慰安设施；原有四家出版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其中两家改为南京事件，正文中原有三家使用了屠杀一词，新版本也都改成了杀害、杀了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数，原来六家出版社写着包括妇女儿童约20万人等，但新版本保留具体数字的只剩两家，其他修改为大量的、许多的。另外，有意识地将侵略改为进出等，是各出版社版本的共同倾向。
这些修改，从表面上看是出版社的自主行为，其实是日本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1998年6月8日，当时的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国会答辩称：历史教科书整体欠缺平衡，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否定要素过多，表示要采取措施纠正所谓偏向，矛头直指1997年版教科书中有关大量记述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他的发言实际上是向正在编写2002年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不要将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纳入教科书。
1999年1月，文部省干部又对教科书出版社提出非正式要求，希望教科书内容更有平衡感，以及重新估价作者的构成。结果，三家出版社采取措施，于1999年8月删除了从军慰安妇中的从军和强制，也有的出版社变更了担当慰安妇的著者。对一部分没有删除慰安妇、三光政策及更改南京大屠杀记述的出版社，1999年12月，政府方面继续对出版社的社长施加压力，要求对从军慰安妇等的记述慎重对待。正是迫于这样的压力，各出版社在送审本印刷之前，纷纷决定进行自主限制，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述等。从上面可以看出，上次右翼教科书的初次送审合格和原来七个出版社的全面后退，与日本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次右翼教科书再次通过审定，也是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部分政治家纵容和支持的结果。文部科学省2003年8月发出通知，就改善教科书制度问题指出要根据法律和学习指导要领，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选定资料。2004年1月29日，以自民党重量级国会议员安倍晋三、中川昭一为首，再次组织了歪曲历史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目的是全面推进右翼编撰会的教科书在全国获得采用。现任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也是歪曲历史的急先锋，2004年底他公然宣称日本的教科书是自虐性的，随军慰安妇等自虐性记述从教科书中消失太好了等，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关于教科书的错误立场。
教科书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归根结底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追求政治大国目标，正在打破战后以来的一些禁区，改变战后和平发展路线。1999年以来，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律、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国旗国歌法等，修改教育基本法也提上了日本政治的议事日程，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正在动摇。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及教科书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实际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如实反映。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能否正视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虽然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曾明确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1982年就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制定过临国条款，日本政府领导人也在多种正式场合表示过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但从右翼教科书通过审定来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自相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明显违背国际信义的行为，难以取信亚洲和世界人民。
自从右翼教科书送审以来，中韩两国政府一再对右翼团体新编会主导编写的教科书歪曲历史的做法进行驳斥和批判，并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正义力量纷纷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亚洲和世界舆论也对该教科书的内容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竟对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这不仅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
21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任凭右翼教科书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日本战后以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因此，批判和抵制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已成为摆在亚洲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抵制历史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与他国能否和睦相处，而且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和重大课题。
㈢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
日本在历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而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华史实,这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我们要时刻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维护世界和平.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极力歪曲历史
㈣ 如何评价日本对侵华历史的态度
日本是个无耻的国家，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华历史，说明日本根本没有尊重历史，没有对周边国家带来的伤害感到愧疚。
㈤ 中国是怎么样对待日本过去的历史如何理解日本掩盖历史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改变不了，我们曾经被欺负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㈥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我认为那纯粹是颠倒黑白1
㈦ 如何对待中日历史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㈧ 除去历史怎样看待日本
首要前提除去历史。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同样存在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被美国打开国门，日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派遣官员，留学生出使国外学习西方文学，并且这些人回国后都得到了重用。正好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各个方面得以飞速发展，这一点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说实在的，武士道即为了国家奉献的精神，虽说可能是洗脑的彻底，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天皇的利益可以不计较个人，甘愿做历史的罪人，这一点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做到的。
日本是一个岛国，土地面积小，资源稀缺，但是他们可以以经济，科技来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相当快，现在可以说日本的车辆，电子设备遍及世界，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很强，节奏快，所以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更大。
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例如一些道德方面（仅仅只是一些）和抗震救灾方面，举几个例子，日本的小学生过马路时，两方车辆都会停车，重点在于小学生通过以后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向两方车主鞠躬，感谢他们的行为。
我觉得除去历史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从客观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没有任何可取的地方，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必将被淹没。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学习他们好的地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希望不要被骂，哈哈
㈨ 如何看待中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欧洲他们从没忘记历史，二战结束后每年都会搞纪念活动。
德国政府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因此赢得了法国的宽容，为法德和解奠定了基础，也为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他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是“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
1985年5月8日是德国投降纪念日，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四十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
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心甘情愿偿还“战争债” 在战后60多里，德国一直在心甘情愿地进行彻底的赔偿。1998年，现任总理施罗德在获得大选胜利后发誓，要对那些还没有获得赔偿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德国的一些大公司如西门子、奔驰、大众等，提出了为“纳粹劳工”设立巨额赔偿基金，一共拿出50亿美元，对遭受纳粹迫害的100多万劳工幸存者进行最后一次赔偿。此外，德国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100亿马克，约合550亿美元。为让子孙后代牢记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辜牺牲者们曾经有过的不幸遭遇，德国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供国民参观；他们还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以起到警钟长鸣的教育作用。除了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议会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防止纳粹沉渣泛起。 德国的一系列言行向外界传达着明确的信息：德国政府和人民不断肃清纳粹的影响，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就像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24日在第59届联大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所说，德国绝不会忘记发生在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可怕的野蛮行径，并将始终致力于建设没有偏见的宽容与开放的社会。看到德国是怎么做的？现在日本连南京大屠杀都不承认，把二战战犯当英雄参拜。如果德国把纳粹战犯当英雄供着今天欧洲会团结么？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忘记？难道我们要和日本一样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还是要我们去靖国神社参拜一下才叫互利共赢？ 现在日本连历史都不承认，德国法西斯认真的反思自己的问题积极赔偿各国的损失，在这点上我觉得德国人真正在祈求大家的原谅，值得我们尊敬。中国需要跟日本斗争，但是我真心希望中国人要明白，斗争不是为了历史恩怨，而是为了现实利益。，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明白，我跟你对着干是因为我要发展经济，必然会冲击你的产业结构，我要发展军事，必须要冲击你的第一岛链。所以我只能你对着干，这是基于现实利益的需求，不是仅仅因为七十年前你杀过我家人……那是小孩子做事的准则而是无论是当今还是未来我都要撬开你的嘴抢食吃，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做代工，必然要抢占一部分高端产业，这就是必须让发达国家吐出来的一部分利益。不但要抢你日本的，还要抢其他西方国家的。你以为中国就这么想弄死他吗……中国没那么闲……其实不过是自己发展的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