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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写的历史如何

发布时间:2021-02-14 01:22:35

❶ 张鸣:中国教授基本上不怎么看书

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张鸣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❷ 谈谈所谓中国历代所著史书的情况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有修史的传统。而中国的史书又有自己的特点,从修史主体看,分为官修和野史。
1、中国古代的官修史书,是指‍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简要介绍如下: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2、野史指旧时私家编撰的史书,在正史不敢写的,野史也会对它进行一些补充,可一定要进行逻辑论证,以免功过论述不客观或表达个人意志,与正史相对。
如鲁迅所多次称道的《明季稗史汇编》,《太平广记》中国古代野史小说之大乘,崔鸿的 《十六国春秋》 《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鱼豢的《魏略》、刘肃的《大唐新语》、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李肇的《国史补》、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逸周书》、《古文琐语》、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

二、以体裁论,大抵可以分作叙事与述人两类。
前一类,即所谓编年体,在叙事中见人;后一类,即所谓纪传体,在记人中见事。这个不再论述,大家都可以看做是上面的一些史书的再次分类
若不是学校开设了课程,这样的史书实在很难令一般人有卒读的兴趣。

❸ 张鸣最新力作:历史的空白处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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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张鸣为什么要重说中国近代史

因为近代史太多伪造,编造的历史....比如为了政治斗争需要,对地主阶层集体抹黑,而真实历史地主形象,可以参考作家史铁生的《我的爷爷是地主》

❺ 哪儿有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买,最好在武汉。请留下电话

这个上面有您要找的书,而且可以对比内价格比较购买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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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张鸣的人物经历

2012年出版新作《重说中国近代史》,2014年出版《共和中的帝制》。
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❼ 张鸣说我最喜欢看中国历史这本书改为第三人称转述

张鸣说,他最喜欢看中国历史这本书

❽ 历史张鸣: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顶不住了,要跑路了 不然就全军覆没了。中性点叫战略转移,特么的还好意思叫长征,征谁喔 尽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大雪山走,明明是落魄的跑路。

❾ 推荐一本近代史的书

张鸣写的《重说中国近代史》。虽然仅仅是近代历史的事情,但我相信只要认真版读了,得到的权益处绝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些陈年旧事,举一反三,是文化人的能力。把历史知识和历史判断应用到你日常生活中,应用到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事情的判断理解中,这才是一个智者。所谓人一生的追求,不苟且偷生地活着,难道不是从对世界的认知开始的吗?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❿ 如何评价张鸣的历史随笔

随笔格式比较随意,有感而发,重点是感,
感的来源可以是历史的一个点,
也可以是一段历史,然后加上自己的感想,
抒发的感想最好要结合自身或者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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