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历史故事

㈠ 王安石的历史故事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
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王安石小时候，住在临川城内的盐埠岭，离他家不远的街口有一家面馆。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久而久之，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相识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后，拣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计答道：“就来。”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计效，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碗外，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伢仔，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王安石问：“此话当真？”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个王安石，主意还真不少，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面馆里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㈡ 王安石的事迹

1、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2、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

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3、清廉朴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

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4、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5、千锤百炼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时，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 “春风又绿江南岸”。

㈢ 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㈣ 王安石的历史故事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

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4)王安石的历史故事扩展阅读：

文学成就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后世纪念

鄞州王安石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忠应庙内，以照片、绘画、实物等展品生动形象地介绍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绩，以纪念他在鄞县时的每项改革。馆内陈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迹”，分“荆公年谱”“治鄞方略”“重修东湖”“兴学教化”“咏鄞风采”“丰碑永存”“湖区新貌”等7个部分。

㈤ 王安石的故事（历史）最好有10个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寻求生花笔

江西抚州的王安石少有大志，负籍远游，曾挑着书箱行李，从家乡临川，来到宜黄鹿岗芗林书院求学。在名师杜子野先生指导下，他勤奋苦读，每至深夜。

一日，王安石翻阅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后来名闻天下。于是他拿着书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人世间难道真会有生花笔吗？”

杜子野正色道：“当然有啊！事实上有的笔头会长花，有的笔头不会长，只是我们的肉眼难以分辨罢了。”

王安石见杜子野先生如此认真，便道：“那么先生能给我一支生花笔吗？”

于是，杜子野拿来一大捆毛笔，对王安石说：“这里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其中有一枝是生花笔，究竟是哪一枝，连我也辨不清楚，还是你自己寻找吧。”

王安石躬身俯首道：“学生眼浅，请先生指教。”

杜子野摸着胡须，沉思片刻，严肃地说：“你只有用每枝笔去写文章，写秃一支再换一支，如此一直写下去，定能从中寻得生花笔。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此，王安石按照杜子野先生的教导，每日苦读诗书，勤练文章，足足写秃了五百枝毛笔。可是这些笔写出来的文章仍然一般，也就是说还没有从中找到“生花笔”。他有些泄气，于是又去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我怎么还没有找到那枝生花的笔呢？”

杜子野没有说什么，饱蘸墨汁，挥笔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送给他。

又过了好久，王安石把先生送给他的九百九十八枝毛笔都写秃了，仅剩一枝。一天深夜，他提起第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写了一篇《策论》，突然，他觉得文思潮涌，行笔如云，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一挥而就。他高兴得直跳了起来，大声喊：“找到了，我找到了生花笔了！”

从此，王安石用这枝“生花笔”学习写字，接着乡试、会试连连及第。以后又用这枝笔写了许多改革时弊、安邦治国的好文章，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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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二--智胜厨师

王安石小时候，住在临川城内的盐埠岭，离他家不远的街口有一家面馆。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久而久之，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相识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后，拣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计答道：“就来。”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计效，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碗外，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伢仔，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王安石问：“此话当真？”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个王安石，主意还真不少，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面馆里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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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三--"害"爹挨雨淋

王安石从小聪明伶俐，邻居们都夸他心眼多，脑瓜灵。他爹听了，自然喜上眉梢，甜进心里。

有一年秋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他爹穿着单衣，坐在屋里，于是把王安石叫到跟前说：“安石啊，大家都说你聪明，我不信。如果我坐在屋里，你能叫得我站到院子里去挨雨淋，才算你真聪明。”王安石知道父亲在考自己，就笑着说：“爹，落雨天当然是坐在屋里，我怎么能叫你站到院子里去淋雨呢？”他爹说：“哪你不算聪明。”王安石接着说：“爹，你要是站到院子里，我就能把你请到屋里来，你信不信？”他爹连声说着“不信”，就走到院子里去了。

王安石在屋里来回走着，就是不喊爹进屋来，让他爹挨淋雨。他爹等了好久好久，实在不耐烦了，催问他为什么还不开始？王安石说：“爹，这不是‘叫你站到院子里挨雨淋’了吗？”他爹这才恍然大悟，笑着说：“还真有两下子。”王安石说：“爹，快回屋里来，要不淋雨受凉会生病的。”他爹立即回来了，王安石又说：“爹，又‘把你请到屋里来’了。”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当宰相后，决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了官。他在京城闭居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扬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令江苏省南京市），路过于京口（令江苏省镇江市）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时，船靠码头，不再走了。他站在船头上，极目西望，但见青山隐隐，江水滔滔，春风绿野，皓月当空，触景生情，更加怀念起金陵钟山（又名紫金山）的亲人来了。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略一思索，就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了突出他反复推敲来之不易的那个“绿”字，王安石特地把“绿”写得稍大一些，显得十分醒目。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全诗都活了。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他为例.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帮你找到了五个经典的故事，楼上那个帖吧里面也有几个，加起来足够10个了。

㈥ 谁知道王安石的故事。

1、清廉朴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

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2、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3、囚首丧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4、少年英才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5、恳辞入朝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在位时期（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㈦ 王安石故事的介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版公。北宋抚州临川人权（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㈧ 王安石生平经历

王安石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人物评价：
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㈨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㈩ 王安石故事的轶事典故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相传苏轼有一日于京都相国寺和佛印和尚对饮。酒意正浓，佛印和尚便挥毫题写了一首“酒色财气诗”来：
酒色财气四堵墙，
人人都往墙里藏。
谁能跳出墙垛外，
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轼看着别有情趣的“酒色财气诗”即度和道：
饮酒不醉最为高，
见色不迷是英豪。
世财不义切莫取，
和气忍让气自消。
后来宋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一同游相国寺，看到墙上的“酒色财气诗”颇感新鲜。神宗要王安石和一绝，王安石稍加思忖，便吟成一首诗。这首诗把人们恐惧“酒色财气”与国民生计联系起来，给“酒色财气诗”添上了积极向上的色彩。
> 世上无酒不成礼，
人间无色路人稀。
民为财富才发奋，
国有朝气方生机。
王安石不愧为推行新法有独创的宰相，一绝“酒色财气诗”引来了神宗皇帝的诗兴。当即，神宗皇帝吟道：
酒助礼乐社稷康，
色育生灵重纲常。
财足粮丰国家盛，
气凝大宋如朝阳。
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
王安石任宰相时，当时潮州（当今的广东）有位文人去拜访王安石，并要求王安石为他改诗，原诗是这么写的“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一看这诗就笑了，明亮的月亮怎么会叫呢？黄狗怎么能卧在小小的花心上呢？于是他提笔将这两句词改为了“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于情于理，那位潮州人看后笑笑，一言未发。王安石进拜宰相期间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王安石两起两落，熙宁七年（1074年）年罢相，次年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为了疏解烦闷的心情，王安石游历南方，来到了潮州，他暂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里面的花开得很艳丽，有一个花农在忙碌着，王安石便询问花农：“老农，这是在做干什么？”花农回答：“我在捉虫子。”王安石就很好奇：“你的花开得这么好，怎么还会有虫呢？”花农回答：“有一种虫叫黄犬虫，它很厉害的，它喜欢啃食花心，花的茎部还会流脓，被它这一折腾，花就活不了了”。花农话音刚落，王安石就想起了数年前那个潮州文人让其改的诗，原来诗中指的“黄犬”不是指黄狗，而是指黄犬虫呀，王安厂为此感到很不安，当夜他睡不着，让当地人陪他去散步，当时天上的月亮很明亮，寂静的夜里传来婉转动听的鸟叫声，一般的鸟儿都不会在半夜时分鸣叫，王安石感到好奇，便问：“这鸣叫声是什么鸟？”当地人告诉他：“这种鸟叫明月鸟，越是明月当空的时候叫得越欢。”王安石才知道那句诗中的“明月”指的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明月鸟，而当时那个潮州人并未告诉他这个情况，估计还暗笑他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吧。 北宋年间，有一年春季，桃红柳绿，风光无限，苏轼携书童前来泰山游玩，两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佑庙前。佑庙里有不少碑刻，大都是历代帝王将相所立，名家名人所书，苏轼与书童随人流进了铺庙，观赏碑林。
这时，打东边过来一位气宇轩昂，风度不俗之人，苏轼仔细一看，不觉大喜过望，那人竟是他的好友王安石。苏轼连忙招呼：“王大人，怎么这么巧，你也来游泰山？”
王安石见是苏轼，一边观赏碑文，一边回答：“只许你这位大诗人观赏泰山风光，铺庙碑刻，就不许我也来凑凑热闹？”苏轼急忙辩解：“哪里话，能与王大人同游佑庙碑林，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说完用手一指身后：“这是书童福德。”王安石用嘴一撇右前方那位年轻人，说：“我的书童学智！”
王安石话音刚落，福德便跑过去与学智打招呼，谁知学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只是“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四人不紧不慢边看碑文，边朝前走去。来到一块微微向东倾斜的石碑面前时，四人止步，评头品足。福德因刚才看了学智的脸色，心中不快，就上前一步，抢先说道：“安石不正影子歪！”学智何等聪明，一听人家福德在讽刺自己的主人抛岂肯罢休，脱口接道：“轼前倾根基斜！”
听见两位书童斗嘴，王安石插话说：“学智说得一点没错，此碑确实因为根基斜了，才轼前倾啊！”苏轼“嘱”了一声，说：“王大人言之有理，不过，咱福德说得更有道理，身子不正影子才歪么！”说完，王安石与苏轼相视着“哈哈”大笑起来。
见主人大笑，福德与学智也跟着吃吃地笑了。 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杭州一带阴雨绵绵，到了八九月份收割庄稼的季节，田地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价，到了十月，米价已从原来的每石400文猛涨到每石1500文了。为了阻止米价节节上涨，大宋朝廷连连下发官文，要求每石米的价格控制在500文左右，违者就地斩首示众。
杭州时任知府吕向高为了落实朝廷政策，限制杭州府下属各县市面上的米粮涨价，特派几名心腹到各县巡查。心腹们先后回来禀报说：“大人，惨不忍睹啊，街头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请您快想办法啊，快向朝廷求援吧……”
自从规定大米不准涨价后，杭州府的米商都不愿意把米拿出来卖，导致市面上无米可供，饥民纷纷外迁，杭州街头到处是饿殍（piǎo，饿死的人）。吕向高已向朝廷求援3次，可朝廷来信说陕甘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国库空虚，无力顾及江南一带的灾情，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吕向高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他派往鄞县的心腹也回来了。这个心腹一回来就跪倒在地，大呼道：“大人，鄞（yín，属浙江省）县出大事了。”
在吕向高的催促下，这名心腹从腰间掏出一张盖着鄞县印鉴的告示，说鄞县县令王安石违抗圣旨，不但置朝廷每石米500文之规定于不顾，而且还公开发布告示允许大米涨价，鄞县的大米每石已涨到3000文了。
作为县令，王安石不仅不抑制米价上涨，而且还推波助澜，致使米价涨了6倍，这是杀头之罪啊。吕向高看完告示后，惊讶不已。他心想，这王安石仗着祖上世代为官，肚子里有些墨水，在江南有些名望，竟敢无视朝廷圣命，得找他算账去。
第二天一大早，吕向高就带着师爷和一帮心腹，兴师动众地来到鄞县。王安石早已领着手下在城门口等候他了。
吕向高一见到王安石，就怒骂道：“王安石，你可知罪？大灾之年，违抗圣命，不积极抑制米价，我要亲自送你面君。”说罢便招手示意手下将王安石绑了。
这时，只见王安石的师爷来到他身边，在其耳边悄悄耳语，一旁的吕向高见状，朝那师爷大喊道：“你家大人已经快成朝廷的死囚了，有什么事不敢大声说出来让我听？”
那师爷吓得跪倒在地，王安石说道：“你就照实说吧。”
师爷点了点头，对吕向高说：“吕大人，是这么回事，自从我家大人发出布告允许大米涨价后，各地米商纷纷涌进鄞县，他们为了感谢我家老爷，不断给我家老爷送银两。前几天，一个外地米商没有给我家老爷送银两，老爷就派我跟那米商索要，这不，那米商拿着银两来了。”
师爷的一番话，更让吕向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想这王安石的胆子也太大了，大灾之年不仅不为朝廷着想，还擅自抬高米价，收贿索贿，发国难财，这样的人砍头100次都不够。
吕向高咆哮道：“将那米商带来。”不一会儿，一个肥胖的米商被推到吕向高面前跪下，他吓得哆嗦着身体道：“大人，草民有罪，但这不全是草民的错。鄞县发布公告说这里允许大米涨价，我作为商人当然想卖高价，就跑来了。至于给那位大人送礼，本不是我的意愿，是那位大人派人来索要，我才不得不……”
“滚！滚！”吕向高不等那米商把话说完，就把他骂走了。随即，吕向高问鄞县师爷：“你们一共收了米商多少贿赂，可有账目？”
师爷答道：“回老爷，全部有账。”
吕向高下令将王安石和他的师爷押回鄞县县衙，准备审理后上报朝廷处决。
城门离县衙有一段路程，当吕向高带领一队人马路过一个集市时，那里人头攒动，闹市不远处还传来唱戏的声音和阵阵掌声。大灾之年，杭州其他县城都饿殍满街，一遍凄凉，可鄞县不仅集市繁华，还有唱戏的。吕向高满腹疑惑地来到那唱戏处，戏台前看戏的老百姓见有官府人马到来，正要散去，吕向高大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乃杭州知府吕向高，来本地视察灾情，大家不必惊慌。”
吕向高在讲话时，老百姓已看到他们的县令王安石被捆绑押解，纷纷围拢过来，下跪求情说：“大人，为何捆绑王县令，他可是好官啊。”
吕向高把王安石擅自抬高米价、收受贿赂的事情讲了一遍，突然一位老妇人来到吕向高面前大声说：“你说得不对，敢问大人，这大灾之年，咱杭州府哪个县不是街市萧条？你再看咱鄞县，米粮充足，街市繁华，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是谁的功劳？是王县令的！请问大人，我们王县令何罪之有？”老妇人的话引来一片掌声。
吕向高无言以对，这老妇人说得没错，鄞县确实没有一点受灾的迹象。他沉默片刻后对围观群众说道：“我会好好调查，给大家一个交代。请放心，朝廷不会冤枉一个好官，也决不放过一个贪官。”
来到鄞县县衙，吕向高公开审理王安石。公堂上，吕向高问王安石为何置朝廷圣命于不顾，抬高米价。
王安石神情严肃地说：“大人，如果执行朝廷规定的米价政策，鄞县跟其他县一样会饿死很多人。不放开米价，哪个米商愿意出售大米？”
“这样高的米价，老百姓买得起吗？”
“大人有所不知，江南历来富庶，不仅鱼米丰饶，商业也十分发达，普通人家几十年下来，都小有积蓄。乍遇荒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米价虽高，俭省一点，也能坚持一年半载。那些家庭贫苦，无力买粮的人家，我会发给他们银两救助。”王安石边说边叫师爷将救助名册拿来呈递给吕向高。
救助花名册上，不仅详细记录了受助人的名字、住址、家庭人口，而且还有受助人按的红手印。吕向高翻看完毕后，语气有所缓解，问道：“救助的钱来自哪里？”
“大人有所不知，那些米商发财后，个个欢呼雀跃，纷纷给我王安石送来金银。如果我拒收，他们一定会诚惶诚恐，我就收下他们奉送的银两，登记造册后又发给那些无力买粮的穷人。”王安石叫师爷将那份收受米商银两的花名册拿来。吕向高将两个花名册进行比对，一收一支，分毫不差。
吕向高这才发现王安石的高明处，大灾之年他将鄞县治理得这么好，实在不简单。他不仅没有治王安石的罪，反而将鄞县的做法上报朝廷，请求朝廷嘉奖王安石。他甚至还向王安石请教下一步应对杭州府灾情的办法。
王安石建议杭州府境内都将米价彻底放开，说一开始米价会节节攀升，但不出3个月，米价就会回落到1500文左右一石。吕向高根据王安石的意思，通令江南各地放开粮价，米价一下子冲上每石3500文。全国各地的米商得知消息后，都源源不断地把米贩到江南来。江南市面上大米充足，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不到3个月，米价果然又回落到1500文一石了。
江南民众终于渡过了难关，杭州府却又面临新的问题，陕甘一带因大旱缺少米粮，朝廷下令要求各地支援。
王安石又给吕向高出主意，让他即刻发布公告，以每石1000文的价格收购大米。
大米1000文一石，米商们肯卖吗？吕向高半信半疑，王安石却胸有成竹地说：“大人有所不知，前阵子这里的米价飞涨，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把米贩到我们江南来了，赚足了腰包，眼下米粮越积越多，再过几个月江南新米就上市了，那些商人不好再把米粮运回去，只能降价销售，否则就会赔本。我算了一下，1000文一石，米商已经保本了。”
吕向高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以1000文一石收购了大量米粮，运往陕甘一带，受到朝廷嘉奖。王安石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成了北宋的一代名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朝为官 ，由于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最后到王安石晚年，他们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容。王安石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
元丰初年，那些记恨苏东坡的人抓住他写诗讥讽朝廷的事奏了他一本。神宗看了，十分震怒，派人把苏东坡抓来投入了大狱。苏东坡很清楚这次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
再说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所以不知苏东坡入狱的消息，等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皇帝。信中说，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些小文字惹的麻烦去杀那有学问才华的士子？
宋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曾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变法。王安石虽然早已退隐，但神宗对他还是十分敬重。神宗看信后，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东坡放了，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做小官。从此，“王安石一言救东坡”的事，便成为历史上“文人相亲”的一段美谈。
安石不正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曾经上书反对，使因为王安石非常恼怒。但是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受到了牵连，已经辞了官的王安石却为当初反对自己的苏轼说起了公道话，并劝阻皇帝；“怎么能够在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而斩杀文人呢？”
元丰七年，苏轼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此时两人早已不是“政敌‘，而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们无所不谈，游戏说笑，毫无顾忌。
据说王安石中年因用脑过度而秃顶。一天，苏轼想约王安石到中山古刹游玩。他来到王安石家门口，问管家道：秃驴在否？”王安石正好出门归来，顺口答道：“不在！‘东坡‘啃草去了！”苏轼自知戏弄人在先，只能装作没听到了。
二人来到钟山脚下，看见一座叫“王八驮石碑”的汉碑前，欣赏书法。王安石的“秃驴”之火还没消，一看到石碑下的“大乌龟”，计上心来，说：“此碑颇有倾斜！”苏轼信以为真，上下审视了一番，问：“这石碑正直耸立，哪里倾斜了？“王安石指着是碑下的“大乌龟”说；“细看，下面向（像）东坡！”苏轼一听，心中不悦，灵机一动，说：“‘安石‘不正也！安石不正，石碑怎么可能直呢？”二人对视一眼，捧腹大笑起来。
王安石打算身边再要个书童，可连着看了几个都不中意。这一天，家人又找来个书童，请王安石过目。王安石问了他几个问题，小家伙答得不错。王安石看他聪明伶俐，也没说什么，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了家人：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家有六口，两口不团圆。家人看了，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把小家伙留下了。读者朋友，王安石写的是个字谜，谜底就是一个字，你们能猜出是什么字吗？
答案是个“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