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曹操

① 曹操的历史人物形象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② 历史上的人对曹操的评价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谭其骧：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

钱穆：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

黄仁宇：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解决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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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

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

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

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③ 历史上是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曹操的（客观评价）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毛泽东对曹操持正面评价，他不仅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还在1954年公开赞扬曹操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④ 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

历代评价：

李瓒：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

鲍信：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

凉茂：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孙楚：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

潘安：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

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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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1、横槊赋诗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大军饮马长江，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曹操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称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2、绝妙好辞

曹操曾经途经曹娥碑下，杨修随行。石碑的背面题写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一想。”走出三十里远的时候，曹操才说：“我已经知道了。”

命令杨修单独写出他所知道的。杨修写：“黄绢，有色的丝织品，写成字是‘绝’；幼妇，少女的意思，写成字是‘妙’；外孙，是女儿的孩子，写成字是‘好’；齑臼，受辛之器，盛纳五辛的器具。

五辛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葱、蒜、椒、姜、芥；注：这不是受尽艰辛的器具，而是盛纳五辛的器具。这说的是‘绝妙好辞’的意思。”曹操也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杨修是一样的，于是赞叹道：“我的才能比不上你，走了三十里路才明白碑文的意思。”

2、分香卖履

曹操临终前，留下《遗令》说：“我的婢妾和歌舞艺人都很辛苦，让他们住在铜雀台（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二十公里邺城遗址内），好好安置他们，在台正堂上放六尺床，挂上灵帐，早晚上食物供祭，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至午，要向帐中歌舞奏乐。

你们要时时登上铜雀台，看望我西陵的墓地。余下的香可分给诸夫人，不用它祭祀。各房的人无事做，可以学着制作带子、鞋子卖。”

3、杖杀幸姬

有一个曹操宠爱的姬妾常常陪曹操在白天睡觉，躺在曹操的床上。有一次曹操临睡前对她说：“一会记得把我叫醒”。后姬妾看到曹操睡得很香，就擅自做主没有把他叫醒。等到曹操自己醒来发现错过了时辰，就下令把这个姬妾杖责至死。

⑤ 历代名人对曹操的评价

关键词：毛泽东 曹操 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者，曹操是首当其冲的一人。同样，作为抱负远大、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与曹操有着超越时空界域的“相似”之处；作为诗人，在行军打仗之际，一个横槊赋诗，一个在马背上吟诗，在抒发的思想感情方面，二人存在着内在蕴涵的“神似”之处。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史功底，他不独对古典小说名著十分熟悉，并多有精辟的评论，且对《二十四史》、《昭明文选》等都很熟悉。他信手拈来的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评价，令人十分赞叹。然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阅读和批评中，他对曹操的诗歌似乎更为偏爱。不论是在生活中、会议上、行军中，还是在家庭教育上，他都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曹操。 一、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曹操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从曹操身上，毛泽东汲取了不少政治智慧 毛泽东在谈到曹操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时指出：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发展生产，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1] 曹操这个人有政治头脑，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谋远虑的政治举措。他不是光搞政治，也知道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上层建筑的。他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的向人民让步的缓和阶级矛盾的进步措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这对当时的人们是有利的。如他的《度关山》诗说：“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可见曹操以民为本的贤明思想是存在已久并发展而为歌咏的。其中的思想和理想是进步的。看来曹操也是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对于曹操政治上有益的做法，毛泽东是积极灵活地采纳的，曹操在政治上的策略及措施对毛泽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显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所具有的历史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胆识。 毛泽东从不囿于传统的贬曹倾向而人云亦云。他针对人们掩盖客观历史事实的种种成见而为曹操鸣不平。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曹操的民主思想的观点。毕竟，历史上真正的曹操其人与演义中、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有很大出入。毛泽东还说：“殷纣王（通常称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部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2]毛泽东认为曹操是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的一方的，汉是没落的。”[3]毛泽东为曹操翻案，这是以唯物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惊世之论。 曹操的《龟虽寿》是一首哲理诗，表现了曹操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说：曹操此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又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曹操诗本身所蕴涵的不信天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朴素唯物论色彩，也是让无所畏惧闹革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极为欣赏该诗的原因。毛泽东曾多次手书他欣赏的《龟虽寿》一诗鼓励他人。1927年，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对鲁迅的这一精辟论断深为赞同。曹操的鸿才大志、文韬武略等深为毛泽东所折服。 www.lwwzx.com 论文网 毛泽东善读历史，他能把历史读活，但他不是就史论史，而是联系实际，以史为鉴，又可谓把历史用活了。毛泽东曾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就是试图从中获取历史经验。他能灵活地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如毛泽东评论曹操骂人时说：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毛泽东与曹操在政治上都主张法制。曹操的“尚刑名”就是在政治上主张法制。鲁迅也说过，曹操的“立法是很严的。”毛泽东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包含的观点之一是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稳定社会发展等。他还指出：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就是凭借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著作中，强调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坚决斗争，依靠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眼光与果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看毛泽东在主张法制这方面借鉴曹操的某些做法就比较有针对性、可行性与价值性。 二、在文学上，毛泽东认为曹诗具有很强的人民性，且慷慨激昂，富有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 曹操不仅武略泱泱，而且文才滔滔。曹诗表现出雄奇的魅力，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可看出他是把曹操作为建安文章慷慨风骨的典型。毛泽东喜欢曹操的大手笔，他对曹操诗的喜爱，不仅是读其诗、吟其诗、诵其诗、书其诗，而且活用曹操的诗句于词的创作中。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时代，已很少有人再用古代的词牌来作词，但因毛泽东的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加之又对曹操诗的偏爱，所以他本人在写诗时，能灵活地运用“脱胎换骨”、古为今用的手法，得心应手地化用曹操诗为己之新句，具有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如曹操的《观沧海》一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诗是四言诗，毛泽东在后来游北戴河时，化用其诗句并改为七言：将“秋风萧瑟”扩变为“萧瑟秋风今又是”。颠倒了词序，并加了三个字，境界就不同了，其妙在于颇有历史的沧桑回音之意。毛泽东既是触景生情，在凭吊古人，同时也丰富着《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历史内涵。既加深了凭吊的意味，又让人联想到当年曹操的大气魄大手笔。也让人想起毛泽东的诗句“俱往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想起：“江山代有才人出。”“人生不过百年”等。真是人如沧海之一粟，渺乎其微。虽是重游古人之故地，追寻古人之踪影，但“物事人非事事休”。全词沉郁苍凉，在空间的展示和时间的转换中透露出对生命的深沉思考，有人称之为“碣石情结”。 在情调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大手笔表现出的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很赞赏。作为一文学爱好者，我对毛泽东与曹操诗文的宏伟非凡的气魄很是欣赏。 首先，毛泽东对曹操诗的偏爱体现在：毛泽东对曹操诗的手书题赠与吟诵褒扬。 他常借助手书题赠曹操诗以表对曹诗的喜爱。如他喜欢曹操的《龟岁寿》诗的激昂慷慨，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饱含哲理的审美价值。它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那种雄视古今、睥睨一切的豪情，跃然纸上，令毛泽东十分喜爱。毛泽东还喜欢曹操的《观沧海》等诗的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的气魄。[4]鲁迅和毛泽东对曹操诗的通脱风格都很看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虑，想写便写出来。”对于以上文字，毛泽东读过后均重笔画了着重线，还在天头上画着大圈。可见鲁迅和毛泽东对曹操诗文通脱风格都很看重。 毛泽东连游览魏旧墟时也与同伴们吟诵着曹操的《短歌行》以示凭吊之情。像毛泽东这样把曹操诗挂在嘴边吟诵的，在他人，实不多见。可见，他对曹诗的欣赏有加。同时我们也可见他对曹操诗进行吟诵时有诸多共鸣，能得到诸多启迪与灵感，不单是表面上的，更多的是精神领域里的相通。 其次，毛泽东喜欢曹操诗的现实主义的特质。 毛泽东对曹操诗的现实主义特质的喜爱体现在他喜欢曹操诗歌对现实的关注，并善于用诗歌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人民，反映其精神境界，反映其政治理想。毛泽东和曹操的诗词中都可频频见到他们对现实与战争的描写，都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段“史诗”。其间，我们可看到毛泽东对曹操诗的现实性和人民性的风格的认可与借鉴。同时，毛泽东又能在曹操的基础上超越他，可谓是能灵活地汲取历史人物的精神神韵而又恰如其分地展现他的豪放自如的大手笔的一面。 古往今来，凡作家关注现实，自觉不自觉地把反映现实作为文学创作的任务，凡诗文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均得到了历史的认可。如《诗经》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即“风”（即“民歌”）这一块，它在《诗经》的305首中竟占到了160首。它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从曹操诗中可看到《诗经》对曹操的影响，曹操继承并拓展了《诗经》及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因此，曹操的诗歌很为后人所欣赏。 在当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曹操等借助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网罗了一批文人，提倡民间乐府诗，以乐府五言诗来表现现实生活，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风尚，首次掀起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时称“建安风骨”。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说话大胆，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的习气。可见曹操在诗歌上能提出有益的和革新的意见等，这对毛泽东的诗文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在实践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升华。 曹操适逢乱世，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作为当时具有革新精神的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他目睹了当时的现实，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借助于诗歌来表达他的心声与感慨，通过诗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对人民的同情，抒发其政治理想与抱负，以朴实无华的内容去展现战乱社会中的诗史般的《蒿里行》《苦寒行》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人民性，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疾苦，具有“史诗”意味。我认为，曹操的这种写作风格对毛泽东有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追问： 其他名人的评价？

⑥ 评论历史人物曹操

你好！！！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问我。

谢谢！！！

⑦ 评价历史人物曹操

曹操是一个有智谋，在他人看来是奸诈的英雄，那是敌人对他的称呼。说他奸，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天子不臣。后人为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曹操这种危害到当时政府主权的人物当然要贬其为奸雄，但对他的“雄”是不可否认的，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人还不都是为了自己，西蜀刘备，东吴孙权，北魏曹操，不都是在争天下吗？只是打着不同的旗号，立场不同，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而逐鹿中原。
统治者无论是谁，只要对老百姓好，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就足够了。曹操并没有做出伤害本民族联合外族的事，所以不该否认此人。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⑧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曹操

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其实曹操还是挺有功绩的，扫平了中原，结束了北方版军阀权割据的时代，恢复了北方的生产。后世对他的恶评，还是因为他觊觎帝位。
后世的统治者对于这种人肯定是要恶批的，要不然所有大臣都跟曹操那样，那皇帝还怎么当啊。诸葛亮之所以 被后世评价那个高，最主要是因为他是大忠臣，后世皇帝推崇他，无非是利用他给大臣们做个榜样，要像他一样对主公忠诚。电视里都把诸葛亮神话了，如果他真那么牛B 早统一天下了，其实他就是个劳民伤财的主，吃了没事就要打仗，加重了 蜀中百姓的负担和兵役。

⑨ 曹操人物评价

曹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

他才华横溢，

能诗擅赋；

他是一个合格的

军事家，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长期打压吴蜀联盟，

从而奠定了曹魏集团的军政

基础。在治世，他会成为一个出将入相的能臣。奈何东汉纷乱，他只能成为一个

雄踞一方的霸主。乱世的奸雄，治国的良相，护国的将军，人中的龙凤。

纵观历史风去人物，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物有曹操的形象那么复杂，那么失真和具有争议。 在很长一个时期，一提起曹操人们便会脱口说出对他的评价：“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大奸臣。”“欺君罔上的汉臣贼子。”其实人们说的曹操只是文学作品中和戏剧台上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而历史上曹操其人的真实面目如何呢？这就值得认真研究才能作答了。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指出我们讲到曹操 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由于曹操 这一历史人物确实具有多重性，要还其真实面目就不仅仅是一个“是”还是“非”的问题，就必须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对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背境进行系统整体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
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宦官和外戚控制朝政，到处是一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惨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因而暴发了黄巾起义，出于阶级本性曹操必然害怕和仇视农民起义，他曾多次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军，并且战功卓越，仅初平三年（即192年）在兖州就“破黄巾三十万众”致使其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农民起义军镇压者的恶劣形象。然而，又由于曹操代表的不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无疑从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必然要受到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仇视。当然由于曹操必竟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当他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又日益向大地主、大官僚、地主集团妥协，并遂步向其转化。很显然曹操在政治上是具有二重性的人物。从人民方面看，镇压黄巾起义军，受到人民的唾骂，而实行催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从大贵族、大官僚、大夺主集团方面看，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以及“屯田”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又合符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需要。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他的社会对立面不仅来自被他镇压的，与黄巾起义军有联系的广大农民，而且还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损害者。因而奠定了对曹操褒、贬不一的强大原社会基础。据文学史等有关资料显示，早在无代以前景就有人尊汉贬曹的社会基础。

⑩ 历史人物曹操简介

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统帅。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农民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