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反省

① 客觀來說中國對抗日戰爭中 自己的問題到底有沒有徹底反省

日本本來就不是來中國源一個打敗的，而且二戰中，使日本戰敗，中國的作用也並不太明顯，戰場上當時中國軍隊能撐那麼久，也與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等對中國的援助密不可分。中國當時的作用只是在國內戰場上牽制了日本，而將日本從太平洋戰場上打回國，並在日本國內引起恐慌讓日本害怕的，還是美國。
另，我認識由於當時各屆都不看好中國，由於中國國力弱，對中國人有歧視，日本當時也歧視中國，可能這也是一方面
所以，戰敗給美國也說得過去。
另，日本當時不僅侵略中國~如果要說戰敗給侵略國的話，這個也太多了點

② 日本對於抗日戰爭進行了深刻，徹底的反思嗎

日本人至今沒有對法西斯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真誠懺悔，而且還在不斷地否認侵略歷史和遮蓋法西斯罪行，

③ 如何反思和評價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

2015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前中國人民經內過八年艱苦卓絕容的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70年前，中華民族用熱淚與熱血的奔流，結束苦難而悲壯的歷史;70年前，八年的抗戰，中華民族用鋼鐵與烈火的交迸，鑄就堅強不屈的脊樑。

對於現在處於和平時期的我們，對於正在紀念抗戰勝利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70年前的那段恥辱!

④ 如何反思二戰

在人類的歷史上，愛與恨、生與死，似乎是一個永恆的個人話題。在國家層面，戰爭與和平似乎也是一個永恆的社會話題。歷史上，歐洲是近代兩次世界大戰的源頭，也是對戰爭的慘烈感受最深刻的地區之一， 因而這里有著豐富的戰爭文化反思。
對一戰，一個較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無義戰」，只是新老強權之間一場「競於力氣」的戰爭；對二戰，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反人類性質，便有了一種大是大非的分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戰後思索。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是與對文明、文化和人性的深層思索相聯系的。以德國法西斯主義為例，從表層看，它以種族優越感為精神基礎，以反猶主義為煽情手段；從思想特徵上看，它具有神秘主義和非理性崇拜的特點；從深層看，它與西方文明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暴力推崇傾向有相當的關聯。60年來，歐洲對戰爭的反思和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批判一直在進行，而且越來越深入，以至直指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的某種缺失。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省具有一種全民性質。希特勒只是一狂熱偏執的煽動者，但民眾在狂熱中迷失，在狂暴前怯懦，卻是他得以登台的背景。歷史證明，犯罪行為一旦披上一種「政治正確」的外衣，便是一場社會災難。反猶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根源之一，但在歐洲，反猶主義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文化。二戰後，法國、波蘭等國對此也進行過反思乃至道歉，說明反思並不是戰敗國的專利，而是人類對人性的再梳理和不能反思提升。近日報載，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兒子找了一個猶太女友，這個猶太女孩竟遭多人羞辱，反映出歐洲種族主義文化的頑固性。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對歷史的態度有一句名言：寬恕，但不忘記。一方面，在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的關系史上，恩怨之事所在多有，如無寬恕之心，或會化為冤冤相報的「西西里式仇殺」，不知伊於胡底。另一方面，歷史的事實和是非如不釐清，歷史的教訓如不記取，戰爭罪犯如不被繩之以法，不僅受害者人心難以平復，加害者還會圖謀東山再起，悲劇還會重演。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也是一種良知的拷問，是一種人生態度的重建。記得看過一個紀錄片，二戰後，法國出現了對通敵者的街頭追打、遊街、婦女剃光頭之事，法國人對此也進行了反思：如果你反對納粹，就不能仿效納粹對猶太人的行事方式。正義的裁判是基於人格尊重的法律裁判，並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今天，在歐洲，人們已安享了60年和平。但在世界范圍並非如此。在二戰之前和期間，猶太民族飽受磨難，流離失所；今天，在中東，另一個民族也在飽受磨難，流離失所。悲劇在角色轉換後繼續上演，令人長嘆。60多年前的戰爭離我們並不遠，導致戰爭和災難的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話：善良的人們，你們要警惕。

⑤ 如何反思中日戰爭

中國與日本雖然說有二千年交往歷史，但日本孤懸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術並不發達，往來只限於少數人，故雙方正式接觸機會並不多，甚至要透過第三者如朝鮮或琉球建立溝通渠道。這一格局，直到鴉片戰爭後才有所改變。1871年中日訂定修好通商規條，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但交往並不暢順。訂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發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灣；到1894年更爆發甲午戰爭，此後雙方關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兩國顛簸不已的關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體制分割下，中日兩國暫得以相安，然隨著兩極霸權的衰落、多元世界的興起，中日關系翻然又成為一極具爆炸性問題。

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許多共通地方，本應容易互相理解，然卻無法避免彼此間之齟齬，從長遠歷史而言，有其結構性問題。首先，中日兩國二千年來缺乏真正互動，到近代才真正有具體接觸，現實與理想的差距，難以培養出一種理解對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誤解[1]。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千歲丸」之行。日本江戶幕府末期，「鎖國體制」被打破後，幕府十分關注當時中國的狀況。1862年，為了促進對華貿易，幕府特地向英國購入洋船，命名「千歲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團赴上海，停留兩個月，仔細考察在英法聯軍役後及太平天國軍興中的清廷。在上海，他們目睹市容破舊、西洋人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情況，甚為失望。由此，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而言，中國成為落後老大的象徵，這為日後「脫亞論」的興起埋下伏線。

其次，日本從未正式進入過中國之天下秩序，但卻深受中國傳統經典的影響，故日本成為中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之最有力挑戰者。濱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制度內發生，由中華概念去觀察亞洲的近代，所謂日本近代化即為日本要奪取中華世界的過程。」[2]然探討其背後思維，正如張啟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國傳統天下觀念，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繼承者，亦即所謂「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個「爭天下」的過程，繼承者論德不論種族，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號召，競逐東亞之主宰者[3]。

然歷史格局只能是影響中日關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紀的國際關系已進入全球化的階段，傳統亞洲秩序只能是政策決定的背景，中日兩國的國際行為必須配合現行國際形式，成為影響中日關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兩國對立加深、磨擦不斷的中日戰爭，才更值得我們注意並引以為鑒。這是本文的關心所在。

一有關中日戰爭的爭議

中日戰爭起源於1937年7月7日。不過，由中國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圍應更廣：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變」，是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國；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戰爭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國其來有自，遠在明治時期便開始擴張。中國學者大多用上述觀點來看待中日關系，而結論亦主要為日本的近代擴張是一個對中國連續侵略的過程。波多野澄雄歸結此種看法為「侵略與抵抗」的典範，可以說一矢中的[4]。事實上，無論台灣或中國大陸學界，對中日戰爭的解釋仍未能越出救亡圖存的角度，這亦可說是學界解讀抗戰的一個困境。中日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侵略戰爭，然除了侵略以外，難道就沒有其他含義？歷史上侵略戰爭所在多有，但抗戰與其他抵抗侵略的戰爭有何差別？對此，海峽兩岸至今仍缺乏一個宏觀解釋。近年有中國大陸學者提出「反法西斯戰爭」的概念，有意尋求中日戰爭在抗戰以外的意義[5]。但反法西斯是蘇聯對二戰之解釋架構。對蘇聯而言，二戰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國結成反共軸心，企圖瓦解社會主義制度，故法西斯國家是其最主要敵人。然中、美、英三國對二戰的性質看法不盡相同，對德、日、意三國之立場亦各有相異，因此用「反法西斯戰爭」概念實在未能確實反映出二戰之本質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國之戰爭串聯在一起，是研究抗戰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與中國學者之連續侵略觀點相反，不少日本學者採取一個不連續觀點來看待中日戰爭。雖然他們並不否認中日戰爭的侵略性，但認為中日戰爭以至太平洋戰爭並非是一個連續一貫的過程，而是有許多轉折點；假如有關國家能妥善處理國際上之矛盾，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所謂「轉折點」，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以及「珍珠港事變」這三個歷史事件之上。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九一八事變」的緣起，這在今天的日本學界已經有了比較統一的看法：即事變從一開始便是關東軍以至部分日本國內軍人策劃的陰謀，目的是攫取中國東三省，擴大日本對抗蘇聯的縱深及加強戰爭資源的佔有[6]。至於「九一八事變」在何時終結，則有較大爭論。日本部分學者主張中日兩國在《塘沽協定》簽署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結束，因為根據《塘沽協定》，中日雙方軍隊以長城為界，不得越境攻擊對方，而且為確實避免沖突，在長城以南、平津以北設一非武裝地區，雙方不得駐守軍隊。對上述學者而言，這代表國民政府默認滿州國的存在，亦即達成日本軍人把東三省由中國分割出去的目的。他們認為若非日本軍人再推動華北自治運動，北方局勢可能就此穩定下來，而「盧溝橋事變」便無從發生[7]。中國學者大多反對此種看法，認為由《塘沽協定》到華北自治運動，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貫既定政策，非只是現地日本軍人推動，同時中國亦不可能放棄東北，故「九一八事變」危機未因《塘沽協定》的簽訂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學者由「十五年戰爭」（下詳）的角度，同樣主張華北自治運動非只是現地日本軍人動作，而是日本侵華之一貫延續行動[9]。

第二個問題是「盧溝橋事變」的性質是否為一有計劃事件以及為何會擴大成全面戰爭。由於「九一八事變」前車之鑒，中國學者多半認為「盧溝橋事變」為日軍有計劃之挑釁行為，中國為圖生存，戰事不能不擴大為全面戰爭[10]。日本的主流看法則認為「盧溝橋事變」是偶發性事件，而且在事發之初，無論日本內閣及中央軍部均主張不擴大事件，由現地軍事當局解決。當時日本在華駐軍方認為中國當局行事顢頇，必須實施軍事壓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動限制於平津地區，無意擴大為全面戰爭。1937年7月25日平津戰事展開後，日本內閣亦曾考慮停戰辦法，一方面向國民政府提出兩項停戰條件，即首先把華北非武裝地區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締結華北經濟合作協定；另一方面日本內閣亦釋放好意，取消《何梅協定》及《秦土協定》，同時承諾支持冀東政府及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合並。由上述日方構想，可見日本無意進行全面戰爭。至於為何由局部轉向全面戰爭，其關鍵是「八一三事變」（淞滬之戰）。日本原來設想作戰只限於上海地區，不會越過蘇州嘉興線，然隨著戰事擴大，日本不斷增派軍力，到10月已達九個師團，超越華北八個師團，因此為迫使中國屈服，華中日軍遂主張擴大戰線，進攻南京，才演變成為全面戰爭[11]。

第三個問題為「珍珠港事變」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與美國間的太平洋戰爭是否無可避免。1960年代以來，國際學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認為日美戰爭不一定會發生。最主要論點是戰前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並不密切；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亦沒有給予中國太多援手。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國對日出口是對華的三倍，因此美國沒有理由為了中國而放棄日本。美國對日政策之轉捩點是1940年9月，日、德、意軸心軍事同盟成立，中日戰爭轉化為歐洲戰爭之一部分，美國於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並第三次貸款中國，不過美國當時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級石油，對中國亦只限於經濟援助，留有轉圜空間。美日真正攤牌時間是1941年7月，當日軍開進南越金蘭灣，威脅到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地位，美國才決定凍結日本在美資產，全面禁運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戰爭的美國學者認為日本如不加入軸心同盟，日美大戰也許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關系之日本學者亦同樣認為日美間不一定會開戰，因為日本無意對美發動戰爭。雖然1938年11月近衛第二次聲明強調建立亞洲新秩序，但挑戰之對象是英國而非美國，然美國已在1937年7月廢棄日美通商協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兩度要求荷屬印尼當局保證對日本供應資源，然荷蘭在英國及美國之支持下，拒絕日本所請。日本學者認為在所謂「ABCD四國（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包圍」下，日本不得不與德國合作。雖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與美國溝通，即便是向來被視為極端保守之平沼騏一郎內閣，仍希望與美國維持友好關系；1941年7月近衛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議訪問美國，要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面對面談判。直到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備忘錄，要求日本恢復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前的狀況，有若最後通牒，日本才決定開戰[13]。概括美國與日本學者之研究，則「珍珠港事變」並非必然，戰爭的發生若不是兩國間的誤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總的來說，「戰爭連續說」比較宏觀，它給歷史一個直接了當的解釋，但稍為簡單化--在中國是用「侵略」與「非侵略」來劃分，在日本則以「資本主義」或「天皇制絕對主義」來說明。然歷史是復雜的，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架構來涵蓋，需要更細致的分析。至於主張「戰爭不連續說」的學者則強調歷史之轉折性，他們比較從多層次角度看問題，論證亦較為細密，若由事後檢討而言，對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是相當有幫助的，但由於過份以孤立個案論證，很容易有見樹不見林的弊端。其實兩者的分岐，最後仍系於戰爭責任問題，「戰爭連續說」希望由宏觀角度追究出一個最後責任的真相，「戰爭不連續說」則不認為戰爭責任是一個歷史研究的中心課題，兩者的差別造成不斷的紛爭。

若拋開戰爭責任這一命題，改由關聯性思考，也許可以跳脫此一困境。「戰爭責任」這一概念可以有兩個思考層次：首先是道德層次，它關乎是非問題，若社會環境不變，它可以歷久彌新，但它只是行動指南，無助思考問題；其次是法律層次，亦即犯罪者所應負責任，不過責任有時效性，若超過一定時間，再追究亦於事無補。上述兩個層次無論哪一個，都無法幫助思考歷史；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只能由歷史事件的關聯性下手。所謂「關聯性」是指歷史時代里的大方向，在這個大方向下，個別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時回應、也可能是溝通不良、也可能是環境制限等等，故歷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個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應忽視歷史時代的大方向，否則便無法整合不同之歷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變」為例，國民政府之對日政策亦非一成不變。在事變之初，國府是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態度，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託於國際聯盟，但到1933年國府已願意與日本坐下談判[14]。蔣介石在1934年12月發表之〈敵乎？友乎？〉一文，便曾檢討以往中國對日本政策之失誤，認為過份倚賴民氣及國際調停，不了解中國本身軍力不濟，同時亦沒有考慮到東北經濟權益對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張直接與日本交涉，給予日本一定的經濟利益，甚至仿效列寧與德國言和的故事[15]。蔣氏並沒有說明怎樣做，但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時割讓了領土，言下之意，是蔣氏願意放棄東北，換取與日本和平。如蔣氏真的履行此點，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學者所言，《塘沽協定》簽訂後中日局勢便會穩定下來，不會有「盧溝橋事變」之發生。但從蔣氏個人意願以至當時中國全國氣氛來看，放棄東北是不可能的。在發表〈敵乎？友乎？〉後四個月，蔣氏在日記中便記下：「對倭策略：甲、如彼歸還我東北，則與之公開防俄，並進行鐵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長城以內戰時特殊狀態；則我與之進行經濟合作，何如？」[16]換言之，若日本交還東北，則可與之合作抗蘇；若只取消在華北特權，則只能進行經濟合作，亦即無意放棄東北。可見東北問題不解決，要消解中日間矛盾似無可能。

⑥ 抗戰反思證文

知道嗎？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了。今天，我們追思那段血與火的歷史，紀念那場偉大勝利，我們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從那段悲壯的歷史中吸取偉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智慧、啟發，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來的方向。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佔領南京後，進行了六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日軍用個種火器射擊里燕子 江邊來不及逃散的5萬多難民，頓時血肉橫飛，屍體遍地。日寇將搜到的數萬名青年綁縛下關煤炭港槍殺，然後將屍體拋入長江，鮮血把江水染得赤紅。日寇還將被困在幕府上的男女老少5.7萬多人用鉛絲捆紮，驅至先關草鞋峽，先用機槍密集掃射，再用刺刀捅死傷者，最後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澆灑煤油，以火焚燒。 日寇還把中國人當作實彈射擊和練習的靶子，甚至開展「殺人競賽」取樂。有兩名日軍少尉進行了誰先用軍刀砍殺100名中國人的比賽，結果分別殺了105人和106人，軍刀都缺了口。在滅絕人性大屠殺中，慘遭日寇凌辱殘害的婦女不計其數，日寇用了各種殘酷的手段，殺害了30萬南京人民，整座南京城成為屍橫遍地，瓦礫成堆的人間地獄。這就是震驚世外，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我們永遠會記住這個血債。 60周年過去了，我們回想歷史，紀念勝利。 同學們，歷史就讓它永遠成為歷史，不要再讓歷史重演，我們應「勿忘國恥」、「刻苦學習」、「振興中華」、「開創未來」！

⑦ 從抗日勝利中吸取什麼教訓

1、侵略者必須受到嚴厲懲罰，在一定時期內，有受到應有懲罰，以致經常在日本社會興風作浪，企圖東山再起，為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留下隱患。

美國的企圖是把日本牢牢地捆綁在它的戰車上。日本右翼又在充當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國際法應為被侵略國家，民族和人民伸張公平與正義。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少數國家對國際法的操控與壟斷。

2、落後就要挨打。如果要防止侵略，關鍵是自身要強大，自身有強大實力，一則可以有效威懾敵人，使其不敢輕舉妄動；二則可以有力反擊侵略,最後戰勝侵略。

(7)抗日戰爭反省擴展閱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一場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

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它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極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成為抗戰的最強音和主旋律：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血戰到底，自強不息，開拓創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抗日戰爭

⑧ 面對抗戰史，我們該有怎樣的反思

我們的敵人大概還在那裡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佔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國家佔中版南美等等的好夢。這權等夢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現實的價值，因為今天的中國比之上述歷史多了一些東西，頗為新鮮的游擊戰爭就是其中的一點。假如我們的敵人少估計了這一點，他們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毛的這句話，有動員民族動員，激發民族意識民族仇恨，有我們一定能打敗敵人打敗日本，鼓舞士氣民氣，有打敗敵人的方法。

⑨ 偉大的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同時這場戰爭也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和自我反省，你有什麼看

如果不想被別人踩在腳下，就必須努力站在別人的頭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