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浮雕历史

❶ 中国玉雕的历史有哪些

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

商周时期 ，制玉成为一种专业，玉器成了礼仪用具和装饰佩件。玉石历来被人们当作珍宝，在中国古代，玉被当作美好品物的标志和君子风范的象征。 玉雕的品种很多，主要有人物、器具、鸟兽、花卉等大件作品，也有别针、戒指、印章、饰物等小件作品。中国的玉雕作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玉雕是中国独有的技艺，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朝代，玉雕有着不同的造型与特色。

(一)新石器时代

简单玉雕时期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出土文物有两枚绿松石鱼形饰物;新沂市出土有绿松坠、绿松石蝉与蛙等工艺品;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硝玉、绿松石、玛瑙等饰品，在郑州有一枚阴雕弦纹骨质指环是最古老、最完美的戒指。较多的玉雕有玉斧、玉铲、玉刀，以生产工具为主;形态简单的玉壁、玉璜、玉珏、玉珠，以岫玉为主。

(二)商、周、春秋、战国--玉石工艺时期

出现了祭天玉壁、祭地玉琮、传今玉圭、封官爵玉佩等，以玉佩出上较多，它属随身佩戴装饰玉品，亦属礼品。从新石器晚期的良诸文化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种类较多。商代出现了玉鸟佩、人首佩、人洛佩等。玉璜是一种弓形弧状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琐的造型优美，如春秋白玉龙纹璜、战国黄玉龙首璜。

(三)汉、唐时代--玉雕装饰盛行期

河南独山玉始采于西汉，土地文物证实辽宁峭岩玉属于装饰品的主要玉料。西汉的金缕玉衣是2000片岫岩玉联缀而成，汉代咸阳出土的"汉玉马"也是一件珍品。今安徽无长市出土的汉代环状玉龙首尾相连卷曲如环，径x厚=5x0.5cm，还有大小各异的玉壁，其中较大者有青玉壁，径 x厚 =23 x0. 5 c m，雕工精湛;牙壁乳白色，径x厚=9 xo.5 c m，玲巧可爱。唐代佛教盛行，玉石多用于装饰佛像，唐代"幼学琼林"中有玛瑙盘较有名。19 70年，陕西何家村出土了唐代一千多种珍贵文物，其中兽场瑙杯就是一件贵重之宝(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酱红色，高自.5cm，长15.6 cm，造型独特，令中外人士心驰神往。

(四)宋、元时代--玉雕飞跃发展期

玉雕工艺已达到质的飞跃，宫廷中设有"玉院"，已有浅磨深琢，浮雕圆刻。元朝开国元勋忽必烈在开国大典宴请群臣盛酒用的"渎山大玉海"，就是一件巨型玉雕品。用南阳独山玉经5年雕琢而成，重 1750kg，可储酒 3 0余担。除大型玉雕外，中小型玉雕很多，如元朝青石玉虎鹿鹰佩等。福建寿山石1500年前被作为雕刻石，南宋时，已大规模开采，到元朝价值倍增，属玉雕主材料。

(五)明、清时代--玉雕鼎盛期

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载，有良玉虽集京城，工巧则推苏州。明代苏州玉雕艺人陆子冈最有名，发展了"刀刻法以及"连环会"制作工艺，创造了各种阴阳浮雕于一体的玉雕工艺制品，得到朝廷的赏识，至今仿者不断，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清代玉雕工艺已达到高峰，宫廷设有玉器造办处，督办玉料，宫廷中御用玉器极多。最有代表性"大禹治水图玉山子"巨作，是世界上最大玉件之一，是我国古代玉雕之王，高 2.24米，径长帕厘米，重8吨。小型玉件不胜枚举，如明代的青玉蓬生贵子佩、清代的嵌宝石点翠管，民间广为流传。

(六)近代--玉雕最盛时期

近代玉雕集历史文化之大成，在北京"珍宝馆"不仅收集了中国玉雕"四大国宝"一岱岳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内与四海腾欢，还有各种出类拔萃的玉器，其中有著名的一代玉器宗师潘秉衡(1912-1970)的玉雕作品，品种繁多，作工精湛，被誉为"东方瑰宝"。潘老佳作有"珊瑚黛玉戏鹦鹉"，"俏色玛瑙嵌宝蚌佛"，"珊瑚六臂佛锁蛟龙".潘老的创作不仅列为国宝,而且被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费城博物馆、日本名古屋博物馆珍藏，为世界艺坛所瞩目。玉雕"怪杰"王树森(1919-1989)的玉雕有三绝：一绝是艺术精品，料、工、艺三合一;二绝是善用俏色;三绝是思路广泛，做工精湛。

【作者：刘伽伽】

❷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浮雕作品是什么

兄弟啊，你说的这个范围太多了，浮雕的种类那么多，木雕，石雕，玉雕，铜雕等等，这几个是主要的，还有很多，石雕属于李世民陵墓六幅浮雕石刻，也有铜雕版本的，下面是网络的介绍，你也可以去网络看一下
昭陵六骏是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 查看精彩图册
目录简介基本资料“昭陵”简介“六骏”简介社会评价石刻辞赋详细资料展开
简介昭陵六骏是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 唐太宗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gua）”、“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阎立德弟弟），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这组石刻分别表现了唐太宗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所乘战马的英姿。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罗振玉在其著作《石交录》中记载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令文物商人将昭陵六骏运往洹上村，文物商因石体重大不方便，将“飒露紫”、“拳毛騧”二石剖而运之。袁克文“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之后被驻京美国文物商购得运往美国。基本资料建造历史昭陵的建设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3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 昭陵同时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墓旁祭殿两侧有廊庑，“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石刻中的“六骏”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它们既象征唐太宗所经历的最主要六大战役，同时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六匹骏马的名称：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騧[音guā] ，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乌。石刻所表现的六匹骏马三作奔驰状，三匹为站立状。六骏均为三花马鬃，束尾。这是唐代战马的特征，其鞍、鞯、镫、缰绳等，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据传说“昭陵六骏”石刻是依据当时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雕刻而成。流落海外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于1918年被当时我国的古董商卢芹斋以12.5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石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联合修复2010年，我国专家受邀至美国参与修复“拳毛騧”、“飒露紫”，使其已达到了可以全球巡展的基本要求。 中美双方的文物修复专家，共同来修复中国唐代的传世文物，此举的象征意义较之实际意义更深远，此举让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中美首度联合修复文物，催生了国际间文化交流与合作良好开端，其示范摹本作用不容低估。[1]“昭陵”简介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墓旁祭殿两侧有庑廊，“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六骏”简介昭陵六骏是原置于昭陵唐太宗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昭陵六骏”雕刻在高二点五米，宽三米的石板上，分两组东西排列。特勒骠东面的第一骏名叫——“特勒骠”，黄马白喙微黑，毛色黄里透白，故称"骠"，"特勒"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勒所赠。 特勒(勤)骠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史载：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在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为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青骓东面第二骏名叫——“青骓”，苍白杂色，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窦建德原系隋军麾下将领，据说还是李世民的母舅，乘乱自称夏国王。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青骓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一战役的关键性意义。什伐赤东面第三骏名叫——“什伐赤”．什伐赤 "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纯赤色，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 王世充祖上西域人，隋末唐初自称郑王，据洛阳，与窦建德结好。当李世民攻打王世充时，王向窦求救，但都被李世民击败。 什伐赤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赞语“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飒露紫西面的第一骏名叫——“飒露紫”，色紫燕，前胸中一箭，为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牵着战马正在拨箭的人叫丘行恭，六骏中惟这件作品附刻人物，还有其事迹。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拨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才特别将他的英雄形像雕刻在昭陵上。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拨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原物拳毛騧西面第二骏名叫——“拳毛騧”， 这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后来也被李世民击溃败走。 拳毛騧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騧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白蹄乌西面第三骏名叫——“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薛仁杲是唐初盘踞在今兰州自称秦帝的薛举之子。薛举曾率兵攻唐，谋取长安，事未成病死。其子继续在甘肃以东屯兵威胁唐朝，后来被李世民击败而投降。公元618年，唐军初占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相峙两月之后，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 白蹄乌石刻“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昭陵六骏，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像这样的艺术作品，不只是造型上的成功，雕刻技巧的精绝，而且还寓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是极为珍贵的文物。社会评价可惜它们已被中国人在卖给美国前，为方便运输全部用工匠器械打碎，其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1914年被盗卖到美国，现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幅真品，于1918年在再次盗卖过程中被砸成几块企图装箱外运，幸而途经西安北郊时被发现制止，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其他“四骏”，被保护得十分精细。在碑林博物馆的石刻艺术馆中，“昭陵六骏”一字排开，非常壮观。但遗憾的是，其中流失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为复制品。[2]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摄昭陵六骏(3张)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葛承雍教授发布了他对"昭陵六骏"的产地来源、名号含义和陪葬习俗的全新诠释。学术界有关专家认为，葛承雍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语言对音、图像寓意、民族葬俗等相吻合，具有突破性、可信度、说服力。"昭陵六骏"是指陕西礼泉九嵕山上唐太宗昭陵北阙前的六块骏马浮雕石刻，这组石刻立于贞观十年（636年），分别表现了唐太宗在开创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鏖战雄姿，有平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爅"，平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的"什伐赤"，平薛仁杲时所骑的"白蹄乌"，平宋金刚时所乘的"特勤骠"，平窦建德时所骑的"青骓"。昭陵六骏石刻以统一战争为题材，手法简洁浑厚，造型栩栩如生，是驰名中外的石雕艺术珍品。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被盗运到美国，现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近年来突厥学和敦煌学、藏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葛承雍对前人的一些尝试产生了疑问，他从1996年开始将破译昭陵六骏来源的研究定为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工作，经过3年多科学严谨的研究，以突厥语作为突破口，分析了贞观年间唐帝国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和隋宫厩马等四条不同途径进入中原的"胡马"，认为大都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葛承雍还从马种学上分析了昭陵六骏的来源产地，在骏马类型、体质结构、杂交特点及外观造型诸方面缜密论证了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赵霖·《昭陵六骏图卷》(8张)葛承雍对“昭陵六骏”来源的破译，不仅解开了历史之谜，第一次全面诠释了六匹骏马来自突厥汗国及其控制下的西域诸国，也完整地勾画出六骏的马种原型，充分说明了1000多年前北方草原民族与外来文明在中原大地交流、融合的新气象，既给国内外学术界留下了无限遐想的探索领域，对以丝绸之路为龙头的现代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石刻辞赋昭陵六马唐文皇战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为赋之——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飙驰不及视山川俨莫回长鸣视八表扰扰万驽骀秦王龙凤姿鲁乌不足惧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区区数竖子博取若提孩手持扫天帚六合如尘埃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才维时六骥足绩与英卫陪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荒凉昭陵阙古石埋苍苔详细资料1、白蹄乌据《全唐文》(卷l0)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马“白蹄乌”是武德元年(618)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该马通身毛色纯黑，四蹄俱白。 昭陵六骏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郡起兵。七月，薛仁杲称帝。十二月，薛举父子竭动10万大军，想趁李渊父子立足未稳，夺取关中长安。次年六月，薛军占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后一直开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兵抗击。两军在高（言庶）城(今陕西长武县北)一带相持了两个多月。十一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浮动，进退两难。李世民看准战机，连夜调兵谴将，趁机内外夹攻。李世民先用少量兵力在浅水原诱敌，拖住薛军精锐罗侯部，然后出其不意，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他骑着“白蹄乌”，只带了数名精锐骑兵，率先杀入敌阵，薛军大乱，兵卒向折（言庶）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溃逃。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又催动“白蹄乌”，带领两千余名骑兵紧紧追赶，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把薛仁杲败军围定在折慧城内，扼守关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残部开城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石刻“白蹄乌”筋骨强健，四蹄腾空，鬃鬣迎风，呈疾速奔驰之状，足见它当年载着李世民在黄土高原上急驰，追击薛军的情景。 唐太宗给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昭陵六骏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作为“天可汗”唐太宗赫赫战功的赞美之称和坐骑专名，“白蹄乌”的命名不足以说明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含义。他认为，“白蹄”二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白蹄乌” 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作法。所以，突厥语‘少汗’ (bota)应该是汉语 ‘白蹄’真正的原意。”(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下文所引葛论出处相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葛先生之论当是。2、特勒骠骏马“特勒骠”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世民消灭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县境)的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时，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等作战时的坐骑，排列于昭陵祭坛东侧首位。此马毛色黄里透白，喙微黑色。刘武周(?～622)本隋河涧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随父迁马邑。后任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 (617)杀太守王仁恭，自任太守，遣使附于突厥，受封为“定扬可汗”，割据马邑。武德二年三月，乘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勾结突厥向南侵扰。其将宋金刚部数日间攻陷介州，唐军数败。守御太原的齐王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于是，刘武周、宋金刚占据了唐在山四的大片土地和军事要地太原。高祖李渊大惊，打算放弃黄河以乐地区，收兵镇守关中。惟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认为失掉了河东，关中就孤立了，只有消灭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才能久据关甲。李渊遂派李世民带兵狙击。十一月，李世民率众直趋龙门关，渡黄河，连挫刘武周军前锋。唐军在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集结，与宋金刚对垒。李世民采用“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的战略战术。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军果然粮尽计穷，军心动摇，李世民率大军乘机穷追猛击，在消灭宋金刚、寻相、尉迟敬德等刘武周势力中，李世民骑着“特勒骠”，曾一昼夜间急追二百多里地，交战数十次。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 西原，一天连打八次硬仗。这次追歼，李世民曾一连两天水米未进，三天人没解甲，马没卸鞍。石刻“特勒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研究者认为，“特勒”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其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勒’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勒”，“特勒骠”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它载着李世民驰骋汾晋，为收复大唐王业发祥地——太原和河东失地，立下了战功。因此， 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它：“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3、飒露紫“飒露紫”是李世民东征洛阳，铲平王世充势力时的坐骑，列于陵园祭坛西侧首位，前胸中一箭。“飒露紫”是六骏之中惟一旁伴人像的。据《旧唐书·丘行恭传》(卷59)记载，唐武德三年，也就是公元620你年，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为了探清对方实力，他自己跨上“飒露紫”，只带了数十名骑兵，猛冲敌阵，杀开一条血路，一直冲到敌阵背后。因为来势太猛，王世充军被冲得晕头转向，，一片慌乱，几乎无人敢挡其锋。李世民只顾猛冲，和随从将士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突然，一条长堤横在面前，围追堵截的王世充骑兵又一箭射中战马“飒露紫”，在这危急关头，大将军丘行恭急转马头，向敌兵连射几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 “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回到营地，丘行恭为 “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下去了。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石刻 “飒露紫”正是捕捉了这一瞬间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后坐，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颤栗，旁伴身材魁梧的丘行恭，右手拔箭，左手抚摸着御马，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救护之情，真乃人马难分，情感深挚。 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日：“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关于“飒露紫”的含义，人们一般依据唐太宗所题的赞语“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来描绘这匹坐骑像一只轻健飞奔的纯紫色燕子。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飒露”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将“飒露” 的读音还原为唐代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对应汉译为“沙钵略”、 “始波罗”。在《通典》(卷197)所载突厥十等官号、《隋书》纪传等文献及突厥碑铭中，“沙钵略”和“始波罗”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并将其“勇健者”称为“沙钵略”和“始波罗”，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用突厥汗国的荣誉性称号和高级官号来称唐太宗的坐骑，既符合对突厥汗国“勇健者”的赞颂，又能表达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战疆场的丰功伟绩，体现了唐太宗对突厥“沙钵略”、“始波罗”者的敬佩之情。所以，“飒露紫”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4、什伐赤“什伐赤”是一匹纯赤色骏马，排列于祭坛东侧末位。关于 “什伐赤”的名称，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见原田毅人《东亚文化研究》，东京座右宝刊会1944年版)。按原田淑人的说法，这匹马是用波斯语命名，那么“什伐赤”和“桃花叱拨价最殊”(岑参诗句)、“紫陌乱嘶红叱拨”(韦庄诗句)中的“叱拨” 马，都应是来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马。美国学者费赖伊 R．N．Frye)研究指出，“叱拨”是粟特人主要用来对马的称呼。祭鸿生先生论证后也认为“叱拨”或“什伐赤”均为大宛的汗血马 (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甲华书局1998年版)。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他认为，“什伐”来自突厥语，应对音转译为汉文“设发”，而“设”又有“杀”、“察”、“沙”等异译。据（通典.突厥上》注释和《旧唐书．突厥传》等文献记载，“设’’是突厥别部领兵的将领。任“设’’者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通典．突厥下》卷197)，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以建立牙帐，率领精锐兵马二万人左右，专制一方。尽管学术界对“设发”的对译与含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等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因此，“什伐” 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昭陵六骏之“什伐赤”当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据文献记载，骏马“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阳城外、武牢关前和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又一匹坐骑：在激烈的战斗中，“什伐赤”身中五箭，而且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来的。石刻“什伐赤”呈带箭飞奔的形象。 李世民为其题赞语日：“瀍(瀍河，水名，在河南省洛阳)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5、青骓“青骓”为一匹苍白杂色骏马。据岑仲勉、葛承雍等先生考证，有可能是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青骓”之“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在汉语中音写为 “秦”，“秦”、“青”同音，故称之。据文献记载，骏马“青骓”是李世民和窦建德(隋朝末年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洛阳武牢关交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东侧三骏中间。武牢关大战，李世民最先骑上“青骓”马，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似离弦之箭，直入窦建德军长达20里的军阵，左驰右掣，打跨了窦建德和十几万大军，并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12．5公里处)俘获了窦建德。一场大战下来，骏马“青骓”身上中了五箭(前边一箭，后面四箭)，都是从迎面射来的，足见它奔跑起来迅猛异常。石刻 “青骓”呈疾驰之状，显示出飞奔陷阵的情景。武牢关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 李世民称赞“青骓”马：“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6、拳毛騧“拳毛騧”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平定河北，与刘黑闼(原窦建德部将)在沼水(即漳水，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境内)作战时所乘的一匹战马，列于祭坛西侧三骏石刻中间。马黑嘴头，周身旋毛呈黄色，原名“洛仁騧”，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许洛仁死后陪葬昭陵，其墓碑上就记载着武牢关进马之事 (见《昭陵碑石》《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后人或因马周身旋毛卷曲，又称“拳毛騧”。一般认为，马身若有旋毛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以表彰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的眼光。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 “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麾国”，在隋唐古音中语音对译极为类似。所以，“拳毛”的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由此可见，“拳毛騧’，，可能是从“权于麾国”来的或者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拳毛騧”是太宗李世民死亡坐骑，在初唐平乱中与李世民立下了大功。唐初武牢关大战后，李渊父子残害了窦建德夫妇．加之，唐朝一控制河北，就实行了高压统治。窦建德原部将范愿、高雅贤怀着复仇的目的：推荐刘黑闼为首领： 在河北一带起兵反唐。他们攻城陷郡，势如破竹，打败了唐朝著名将领李（责力），俘虏了勇猛过人的唐将薛万彻、薛万备。约半年时间，收复了窦建德原来在河北一带占据的大部分土地。 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又一次奉命出征。他采用坚壁挫锐，断粮筑堰的办法，逼迫刘黑闼率两万骑兵南渡沼水，与唐军殊死决战。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李世民的坐骑“拳毛騧”竟身中九箭 (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战死在两军阵前。石刻六骏中， 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中日：“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❸ 人民英雄纪念碑那边的浮雕上的历史事件,事件概况,历史意义

一、虎门销烟

第一幅浮雕是“销毁鸦片烟”，描述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3日，群众在虎门销毁鸦片的事迹。画面上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

二、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幅浮雕是描写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提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四大口号，严重地动摇了满清皇朝封建统治的基础。

三、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

第三幅浮雕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庄严画面。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四、五四爱国运动

第四幅浮雕是“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愤激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

五、五卅运动

第五幅浮雕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促使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的爆发。

六、八一南昌起义

第六幅浮雕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浮雕。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连队的连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士兵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光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正在帮助搬运子弹，战士们激昂地高呼着。从这时起，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展开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斗争。

七、抗日战争之敌后游击战

第七幅浮雕是“抗日敌后游击战”，浮雕上显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在一座雄伟峻峭的半山腰里，游击队员们正穿过高大的树林和茂密的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

八、解放战争之百万雄师过大江

第八幅浮雕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浮雕，这是八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

国民党认为不能逾越的天堑长江，被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地渡过了。浮雕上，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员右手高举，连连向高空发射信号弹，已登上敌岸的战士，踏着反动派的旗帜，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冲去。

在这幅浮雕的两旁，是两块装饰性的浮雕。左边是渡江前夕，工人抬着担架、农民运送军粮、妇女送军鞋等热烈支援前线的场面。右边的一块表现全国各阶层人民举着红旗和鲜花，双手捧着水果，欢迎解放军、慰劳解放军的情景。

❹ 浮调文化，浮雕历史

1：关于浮雕的历史发展：

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原始时代折叠
原始时代的岩画、线刻，无论是模拟自然的写实物象或是装饰性的图案，其描写方法或造型模式多大同小异。尼罗河流域及地中海东部，各洞穴中所发现的线刻，其方法皆是先大略勾勒外面的形廓，然后予以着实的描写并刻成线形。随制作工具的发展，浅浮雕性质的岩刻也受到相应的促进。中国北方的原始游牧民族在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留下了大量记载他们生活历史的岩刻（或岩画）。这个地区的岩刻特点是，写实性强，多以牛、马、山羊、鹿、虎、豹等野兽和家畜为题材；原始艺术家们将图形绘于致密光洁的黑石上，后用专门磨出的尖锐硬石刻出图形，成为石刻浮雕艺术的早期表现。
新石器时代折叠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折叠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希腊古典雕塑折叠
希腊古典雕塑是西方雕塑艺术的典范。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建造大规模的神庙是出于对神的崇拜，这些神庙成为浮雕的主要载体。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的古希腊开始大量地运用浮雕来装点城市和建筑。包括三角楣墙雕刻、浮雕间板和饰带浮雕在内的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艺术，无疑是希腊古典雕刻遗迹中最伟大的作品。楣墙雕刻的高浮雕近乎于圆雕，；占据饰带矩形空间的是为数不少的浮雕间板，它们描绘了勒庇底人和堪陀儿、神祇和巨人、希腊人和阿马戎人的战斗场面。这些显然出自不同学派艺术家之手的浮雕间板，尽管雕刻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能将多样丰富的内容巧妙、得体地安排在特定的平面空间中，没有生拼硬凑之嫌。饰带浮雕象间板浮雕一样，沿着建筑向四面伸展，规模宏大。《游行行列的骑手》对透视缩短理解得更为完美，表现技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如恰当地缩小形象的最远的部分，而凸出的部分却保持高度上的一致；形象之间用相互穿插、依偎、重叠的方法，连续地传达浮雕的深度，以造成人的错觉。这种不断成熟的错觉深度的表现技巧，在珀加蒙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浮雕饰带《神祇大战巨人》中发挥到了极致。近似圆雕的高浮雕手法和渐远形体的大小交错排列，最大限度地暗示了空间的深度，整个构图形式则给予观者以强烈的运动感和冲击力。希腊浮雕艺术建立在卓越的写实基础之上，其人物造型结构严谨，解剖准确，表现出希腊人在写实造型方面的高超技巧。希腊人有注重“逻辑”和“求真”的传统，他们的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逐步找到了描写自然的方法。希腊早期的雕塑，衣服通常用凹线来表现，随着求真的发展，这些衣纹变为凸起的造型线，传统的二度空间被三度空间所取代。古希腊浮雕为西方艺术创造了一种美的典范，并在西方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奴隶社会折叠
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浮雕艺术以装饰形式在礼仪性器物上获得突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浮雕装饰纹样，它“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现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感情、观念和理想。”（李泽厚语）“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一种浮雕装饰样式。作为平展的兽面纹，它以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形象十分地图案化，雕塑技法的运用使之在器表的平面上表现出一种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繁荣，集中体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以后佛教造像与陵墓建筑之中。两汉时期为数众多的画像砖，是中国特有的浮雕艺术样式。它把叙事性和表现性统一起来，以生动的情节和传神的塑造，对当时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场面和神话故事予以形象的描绘。它的造型手法具有写实性，但其构图和空间处理却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方法，因此在把握对象方面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由。画像砖中最常用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是“平面浅浮雕”，其一般做法是在印模压印出的凸起却细腻平整的画面上再加刻阴线，勾勒出画像的细部，穿插其中的面和线使造型形象丰富而生动。对中国浮雕艺术而言，作为造型语言的“线”的大量运用，是富有审美表现力和民族气质的特点。除汉画砖外，西汉的石刻艺术如陕西霍去病墓的石雕，也呈现出线性表现的重要特征。在这里，线比立体块面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流动感，通过雕刻线条的运用，浮雕和圆雕结合一体，带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感、运动感和扩张感。东汉的墓室石刻艺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浮雕艺术的基本面貌。尽管它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雕刻技法或手法却变化较多，或剔地平雕阴刻，或剔地浮雕阳线，十分注重线型的凹凸处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和聪慧才智。
古代印度折叠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著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迩，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 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著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折叠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中世纪折叠
中世纪热带非洲的浮雕艺术，可以与世界各国同时代的浮雕艺术相媲美。它们通常以雕花的门窗、浅浮雕和铜质饰板等形式出现。它们对宗教生活保持着某种独立性，不属于崇拜观念的产物或注释。虽不具备建筑特征，可它们与建筑或与王宫和圣殿建筑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镶板》一作，在其中央的一位女性形象，是以近乎圆雕的手法雕刻的，性的特征被突出地加以强调；背板所刻满的几何形纹饰可能代表这样一些象征意义：三角形表示三位一体神，棱形代表女性特征。在这里，尽管意义是具体的，但其符号形式却是抽象的。贝宁的青铜饰板《将军与士兵》，严格遵循对称原则来构图，其变化因素在于装饰纹样的区别。雕塑的主体部分采用近于高浮雕的手法，突出了所要强调的中心人物。饰板上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处理的细部装饰，将青铜铸造的精致性予以充分的发挥，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文艺复兴时代折叠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折叠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
20世纪折叠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最近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❺ 浮雕的简史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著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迩，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 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著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❻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浮雕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百万大军胜利渡长江、英雄, 人民,

❼ 中国雕花历史

中国的雕花艺术板作为常年见证的中国工匠的精湛技艺，木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版早在新石器时代，大约在七千年权前。已知最早的木雕是木雕鱼在辽宁省和浙江省的木雕鸟，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分为三大类：建筑雕刻、家具雕刻品和艺术品雕刻的木头板，同时大家也称之为雕花艺术板。传统上，木工板在中国的庙宇、宫殿和神殿，因此许多木材板是佛教在设计和装修。他们是、用于建筑、门、横梁、床、衣柜、橱柜、桌子、椅子、推拉门、房间隔断和屏幕。许多人都在艺术板上刻有浮雕和装饰雕花，宗教符号、花卉、鸟类和各种动物的描绘。

❽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历史故事

1.人民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回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答线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2.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这些大浮雕高二公尺，合在一起共长四十点六八公尺。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久八百年到一千年之久。每幅浮雕里有二十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
3.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 ，1958年5月1日揭幕，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❾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副浮雕所代表的历史事件分别是

分别是“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内、“五卅运动”、“南昌起义”容、“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

纪念碑由林徽因设计的两层须弥座承托。上层小须弥座的四面刻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拼成的八个花环，以示对烈士的崇敬之情。

下层大须弥座的束腰部镶嵌着十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其中八幅作品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事件，按东南西北的顺序依次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此外，在北面正中“胜利渡长江”的两侧还有两幅装饰性作品“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这十座浮雕的高度均为2米，宽2至6.4米，总长40.68米，一共雕刻了180个人物，是由刘开渠等人设计创作的。

(9)中国浮雕历史扩展阅读：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❿ 简述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历程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

产品推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13.7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