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权力支配社会

A.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而言，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社会变革，也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都是主体形态。其核心是地方权力归于中央，中央权力归于君主。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非。

韩非认为，国家权力运行与管理的实现，应当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君主。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以对地方与人口的管理为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央王朝通过全国划一的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管理以及严格的上计制度，将所有的土地与人口都纳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地方政府缺少自主权与支配权，实际上只是中央王朝的派出代理机构。

宋朝以后，州县长官都改作“知州”与“知县”。“知”就是代理、兼任，这些人的正式职务都是中央官员，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兼任地方，如清官包公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以中央王朝的“大理评事”兼“知建昌县”。

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各国之君与中央政府是小政府与有限君权，地方的控制者是分封采邑而形成的领主，领主对封地内的所有事务拥有全权，国君对于领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民无权过问。

当时欧洲流行着一则格言，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实质正好相反。

与之相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王朝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各级政府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全能的一元化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着构造齐全、涵盖几乎所有事务的机构与管理者。从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到司法、治安以及宗教、教化等，都在各级政府的一元化管理体系之中。

如经济事务的管理，从农业到工商业，无一遗漏中央王朝既有大农令、大农丞、劝农使，又有均输官平准官，还有工部、户部、少府等。县一级则有工曹、户曹、市曹等，连县城中的市场也设有市令与均平令进行市场秩序与物价管理。

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在一元化的管理下，倡导什么礼俗，尊崇什么宗教，以至于表彰孝子烈妇，调和邻里之争都在政府的统辖之下。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宗教体系与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工商业行会或居民自治组织。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工商业行会，也有过村社组织，但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实际上是政府体系的末梢或变体，一旦成为异己的力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加以革除。

而在欧洲中世纪，则是另一番景象。从经济体系看，欧洲是典型的二元体系一方面是领主领地内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游离于其外自发形成的城市工商业经济体系。无论是君主还是领主，对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工商业行会的自主管理与市民自治是主要的管理模式。

宗教体系也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和君权虽然经历过激烈的斗争，但从总体上看，是君权屈服于教权。宗教体系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制约着人们包括君主与领主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实际上也制衡着君主权力的行使。

B. 古代中国到现代，社会性质发展历程

秦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 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原始社会时间很长，但无文字记载，其间经过原始的群居生活到氏族公社的出现。原始群居生活的标志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山顶洞人，这几种文化的历史跨度从距今 170万年前到 1 万 8 千多年前之间。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公元前 21世纪 ，夏朝建立 ，“ 天下归家”，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成为制度，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奴隶社会经历过夏（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商（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西周（ 公元前 11世纪 ～ 前 770年 ）三个历史阶段，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之间演进成封建社会。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期诸侯争战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公元前221～前206）。秦始皇着手集中权力，宣布自己为始皇帝，并以后世子孙代代相承，进一步确立了父传子的世袭制度。
继秦之后，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相继建立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和东汉(公元25～220)，统称汉。汉承秦制，进一步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及秦王朝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秦汉时期建立和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以及诸如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一直为后世帝王的专制统治所效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力量，酿成封建割据混战的局面。此后历经三国（220～280）、西晋（265～316，见晋）、东晋（317～420，见晋）、南北朝（386～589） ，凡360余年。其间，三国时魏、蜀、吴鼎足天下，东晋时十六国纷争不已，南北朝时南朝与北朝长期对峙，除西晋实现短期统一之外，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西、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和杂处促进了融合。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至林邑 （越南中部） 、 扶南（柬埔寨境内）、朝鲜半岛、日本、中亚诸国、大秦（罗马帝国）。

C.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形式是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1、内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
君主专制是指决策的方式，中央集权是指一种政治体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君主专制强调君主个人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大事由其人独断。中央集权是指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受命于中央，地方长官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二者相辅相成，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必然产物。其目的都是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群住个人的权威。皇权至高无上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特征。
2、产生根源/两大基础
理论基础：法家思想。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人民的反抗。
经济基础：封建小农经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既是封建国家巩固统一的需要，也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因为分散的自然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以保证小农经济生产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就得到了巩固
3、发展演变
战国形成、秦朝确立、西汉巩固、隋唐完善、北宋加强、元朝发展、明清强化并渐趋衰弱。
4、发展趋势
一是不断改革中央行政结构，不断地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
二是不断改革地方行政结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严密管辖，在元明清三朝，再没有出现过国家大分裂。
三是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日益加强，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和清朝的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
5、两对矛盾
(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2)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的矛盾:中央权力加强，地方势力削弱。
6、构成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中央官制、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
7、评价
(1)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 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提高，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 (2)消极影响：①君主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在思想方面独尊一家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③在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地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封建社会后期，其消极作用逐渐增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中国迈向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历史危害尤为严重。评价这一历史现象时，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辩证地分析和探讨，不能一概而论，从而对君主专制制度做出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和评价。
二、选官制度
选官制度是保证封建制度的重要举措，历代统治者对此极为关注；选拔标准有家世、财产逐渐发展到才学，形式日益严密，选拔标准逐步趋向公平、客观。
1、秦国
按军功授爵，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
2、两汉
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其中，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后期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世家地主因此而发展起来。
另外，西汉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
3、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
4、科举制
(1)历史沿革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
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实行糊名制，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密封，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
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20世纪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剧变，封建科举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
(2)评价
实质:科举制的开创，是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
①积极作用：
A.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
B.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士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C.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D.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E.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繁荣。
②消极作用：
A.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B.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C.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D.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E.明清八股取士为封建统治者培养的忠实奴仆，严重桎梏了人才的成长，是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三、中央官制
1、历史沿革
秦朝统一全国后，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兼理国家监察事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三公以下设九卿，分掌朝廷和国家各项行政事务。
三省六部制由隋文帝首创，唐太宗时进一步明确了三省的职权。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三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负责各项行政事务。
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总揽中央行政权力。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

D. 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上的权力结构

秦-- 皇帝--三公九卿 （郡县制 三老墙夫）
汉-- 初-郡国并立（布衣将相，黄老之治） 汉武帝时期-内外朝
隋唐-- 三省六部 （唐朝强化加政事堂制度）
宋-- 文官体制
元-- 仿汉制 中央--中书省（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六部
--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
--御史台（最高监察机关）
地方--行省制度
明-- 废相建内阁
厂卫制度
清-- 南书房（用于牵制议政王大会）
军机处（直接管理各部）--乾隆时强化取消议政王大会，内阁已形同虚设

E. 中国古代权力支配体系是什么神权、夫权、王权还是去王权加族权和政权求解释！

当然是三者合一了。西汉董仲舒为什么能确立儒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关键在与他的思想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君权神授（神权，王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王权，夫权，族权都有）。

F. 中国随着历史的进程分工越来越细,权力却越来越集中,这是为什么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人物力资源，由低等量到高等量逐渐开发运用的自然过程 。生产关系每次变更必需的物质文化积累 ，都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自然过程。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勾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自有其不可生造和曲解的规律。近代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正是市场经济兴起并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G.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

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和选官用官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历史的3大主线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人才选拔不断公正规范化。

中央集权脉络：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秦（郡县制）——西汉（推恩令、刺史制）——唐（节度使）——宋（收精兵、文官制）——元（行省制）——明清沿用（明废行中书省、设三司、厂卫制）。

君主专制脉络：西周（分封制）——秦（三公九卿制）——西汉（中外朝制）——魏晋南北朝（三长制）——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二府三司制）——元（中书省制）——明（废宰相、设内阁、司礼监）——清（南书房、军机处）。

选官用官制度脉络：西周（世卿世禄制）——秦（军功爵制）——汉（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科举制）——唐至清沿用（唐武则天首创武举、殿试，明朝开始限定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采取八股取士）。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历朝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7)中国古代历史权力支配社会扩展阅读

中央集权的作用：

1、积极作用(明清之前)：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以及救灾行动，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2、消极作用：

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

③ 助长了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之风。

④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H. 刘泽华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是刘泽华教授的一部新作.全书37.5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这部著作以中国古代王权作为研究对象,以一系列基础性研究为支撑,着重考察"王权支配社会"这个传统社会与思想的特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剖析王权主义的完整的学术构思.
"王权主义"是刘泽华教授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提纲挈领的概括.马克思曾以"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来论说法国中世纪的特点.这个断语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精辟的,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专制主义和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欧亚大陆各民族,各地区社会文明史的一定历史阶段,都曾出现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如果说西欧中世纪"行政权力"的化身是各级封建领主,那么中国古代社会"行政权力"的化身就是"王权"(君权,皇权等都是王权的同义词).中国古代王权的主要构成是行政权力,王权对社会的支配实质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因此,他使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这一点务请读者予以注意.刘泽华教授认为,从历史的总过程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这是最基础性的看法.用经济关系解释社会现象的合理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要回答"这个社会何以是这样"时,必须着眼于分析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然而要回答"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就涉及到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形态范围内,许多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不是通过经济方式解决的.作为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王权长期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在各种社会权力中,王权是最高权力;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王权体系居于主导地位;王权崇拜成为思想文化的核心;权力的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从王权的角度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更直接,更具体.
据我的理解,刘泽华教授的基本思路是:由于"王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纲领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用提纲挈领的"王权主义"作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性思路才可以使各种研究成果更加切近历史事实.这就是说,"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重大历史现象而设定的,而这个主观判词又是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

《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共分四章,每一章单独构成一个分析单元.
"第一章王权支配社会"着重讨论"君主专制帝国是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这个命题.中国的帝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此后传延两千余年.据我的理解,刘泽华教授从三个层次分析了王权对经济运动的支配和影响:第一个层次是政治因素在第一批封建贵族和地主产生过程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和政治权力再分配在封建地主再生之路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个层次是政治因素在第一代小农形成中的决定作用.第三个层次从帝王"以天下恭养"和官僚贪污的普遍性看权力掠夺,权力侵占等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方式.由此可见,政治权力在封建经济关系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帝国的超经济强制和权势者的疯狂掠夺则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专制权力干扰,破坏了简单再生产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迟滞.王权对经济运动的支配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重要表现.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关系,权力体系,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又反过来为王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
在第二章,刘泽华教授着重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他从战国百家争鸣与王权主义的理论发展,秦始皇皇帝观念的世代沿袭,王权主义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帝王对"学"与士人的控制,政治与思想的冲突等几个层面和角度,分析并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政治性.
第三章是王权主义各论.在这一章,刘泽华教授分别剖析了几种与王权主义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本章各节通过分析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人文思想的具体表现,揭示了其王权主义的基本导向;通过分析君主名号,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和臣民卑贱论的特点等,揭示了王权的垄断性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通过分析儒家的人论,揭示了儒家"人道"原则和理想人格的王权主义属性;通过分析儒家理想王国的特点,揭示了儒家政学说的专制主义归宿;通过分析民本论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原则,揭示了君权至上与民为国本的互补关系;通过分析圣人无我论,揭示了圣王专制的几个特点;通过分析传统国民主奴综合性格,揭示了在王权主义控制下所形成的社会人格的特点.
在第四章,刘泽华教授专题研究了政治哲学与王权主义问题,如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王,圣相分与合二而一;尊经教条主义与多样性等.
从上述各章节的内容和思路不难看出,刘泽华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的王权主义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相当完整的分析框架.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指出的:"我的这本书不是为写书而写的,而是二十年来对王权主义问题陆续思考的一个结集.为了避免重复,凡以前已成书的篇章,原则上不再收入."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囊括刘泽华教授关于王权主义问题研究与思考的全部内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从这本集中阐述"王权支配社会"的书中,窥一斑而见全豹.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则可通过阅读刘泽华教授的其他著作而了解更多的学术信息.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 汪茂和, 王兰仲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是1988年首次出版的，当时印了两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由于阴差错，这本书一直没有再印。这次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再版，我仅代表作者向天津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本国情备忘录。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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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一）君主独裁政体的形成
（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结构特点
（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基础
二、君主集权国家对人身的支配
（一）被征服的人
（二）被控制起来的人
（三）等级中的人
三、君主集权国家对土地的支配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二）权力支配下的个人土地占有
（三）政治权力与土地转移
四、政治权力与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
（一）权力支配形态下古代中国社会的分层
（二）政治权力在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中的作用
（三）专制皇权与封建社会中的小农
五、权力与分配
（一）“权”与“利”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二）国家对社会产品的攫取
（三）贪污——古代社会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六、政治支配形态下的工商业
（一）官府手工业
（二）官营商业
（三）民营工商业
七、政治权力与古代中国的城市
（一）军事，政治与早期城市的起源
（二）政治性的城市——400年不变的格局
（三）政治性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及影响
八、政治权力与文化
（一）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
（二）“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的出路
（三）传统文化内涵的专制主义
九、君权与社会普遍危机和周期性动荡
（一）皇权与社会灾难
（二）国家机器恶性膨胀与财政危机
（三）苛政在社会经济全面崩溃中的作用
（四）周期性的社会动荡
十、关于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向背关系
（二）君主专制下人的臣仆化与社会的僵化
（三）民众的贫穷愚昧与君主专制的互补
（四）没有制约机构与强谏多悲剧
（五）君主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

I. 列举中国古代四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之分析 古代中国，社会民众,三教九流，有“官、民”之别，有“九儒、十丐”之分，有“丘八、臭九”之说，但细想大约可分成“士、农、官、商”等阶层，其中，“官”为政治群体，“士”为文人阶层，“农”以农耕为生，而古代中国尚未形成大工业机器化生产，“工”或许只是些手工业生产者，可与“商”者归于一类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僧众、军队什么的。阶层的划分，或许可根据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界定，或许可根据社会地位和作用而细分，但无论何种分法，其对社会资源的取得和分配方式应该是“核心”了。 一、士人阶层 古代中国的士人阶层，有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的伟大作用，有着“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大道”的历史意义……这些话对极了。而我觉得“士人”是在政治上具有依附性、在经济上具有寄生性的阶层。士人不耕不织，参与知识"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预备队。学而优则仕，士人是知识阶层，他们学习知识，想利用知识，搏取社会及政治资源或养活自己之本钱，金榜题名可梯步青云，久困屋场矢志不移，道不尽“红道”沧桑。而从游说致仕到荐察征召，再到科举，殊途而同归，大者可图经世济邦之志，小则做官可得官俸作稻梁谋，最不济也可做人师取得一定束侑……以读书换取功名应该是士人取得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他们对政治或官僚阶层的依附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中国"政府"对士人的驱笼之术，也是士人缺乏独立性人格形成的卓有成效的机制，比如科举取士的十年寒窗对志气的消磨、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禄化的引诱，比如政治清议（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协商制），甚至笼络一些名流去修《四库全书》什么，让他们老死或软禁于文字间，哪有时间去放PP？……由此，古代士人只配做人臣，不能做人君，落第的秀才比不上流氓刘邦，并且仕途淹塞成了士人心口永远的疼。这些士人穷则奋发，舒则苛安，志气消殆，寒酸味起，思之多多，顾虑重重，前有诱饵，后有抚慰，宁愿守株待兔，也不愿辟道而行，缺乏大胸襟和铤而走险的精神……他们习惯于攀龙附凤，做个谋士，不敢独树一帜，逐鹿中原，最不济附个风雅，自我陶醉一番。当然，话儿也不能绝对，中国士人中也有“士”之风骨，也有刚直不阿、疾风板荡之人，但曲学阿世之人更多。 二、官僚阶层 在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权力生活中，确有部分官僚出于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出于对儒学道义的信仰，为社稷民瘼而修身齐家治天下，但官僚的权力系统应该是其世俗层面的本义。中国古代有着“家天下”的体制背景，武王伐纣得天下后，大封同姓，同室子孙若非傻蛋便可封侯获得领地，而古代中国同室操戈的兄弟政治、外戚入政的舅爷政治屡起，如汉之诸吕乱政……至今清宫戏还在被人津津乐道。而由士入仕者，多能熟练运作裙带门生的马弁政治，甚至政府（如宋朝）为奖励朝臣也曾推出什么恩荫制度……由此可见，官僚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取得大多因何而来，这是权力资源的获得。而基于此，再加上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过剩（并非多而是挤于一桥），权力之争成了中国古代官场的风景之一。比如颇为盛行的党同伐异的党争，并且君子常被小人打倒，因为君子有所顾忌，小人不择手段——这叫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 而权力资本是可生息的。古代官僚们往往俸禄微薄，靠那么点工资是无法过上维持其身份相应的生活的，因而贪污成风（高薪可养廉？），而基于权力的“官”成了一种极具升值空间的资源，比如卖官，政府卖私人也卖，如汉武时因国库空虚而以官爵出售集资……当官爵可以用来投资生财时，“官”不是一种权力资源还能是什么？——这并非一个"腐败"所能了得！ 此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古代官僚讲权势讲德治不讲法治，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律往往是帝王权力的延伸，从战国李悝《法经》到《大清律例》，都是刑法典，是执行权力意志和维护治安的工具，而没有基于平等、公正、契约观念上的《民法》什么的;中国古代官僚常常将道德上升到法的地位，以道德惩罚代替法律适用，以道德评价代替社会理性，重团体利益而轻个人利益，一遇到问题爱找阵营立场，爱说道德是非，不爱说理。 三、农民阶层 农民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过着最为贫苦的生活。作为与官僚体系相对立的群体，农民阶层获得社会资源与分配的方式主要基于土地，这有着某种根的寓意。古代中国是农耕之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工具和资源，因而，农民阶层的生产无法扩大再生活，只在同一规模上，年复一年地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只是生存和生命的延续，只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就满足了，而无发展及“申张权利”之愿景。 民以土为根，于是，矛盾由此而衍生，多出身于官僚的豪族大行兼并土地之“圈地运动”，农民土地流失，甚至出现了“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风景。豪族拥有土地而自己并不耕种，而将其租给农人（佃农），按时收租而已。由此，一方面政府改革往往从田地始，搞一些减田赋、井田制什么的；一方面“有田可耕”的土地革命成了农民阶层的最大的梦想，众多起义者便祭起了“均田同耕”之类的大旗。农民缺乏资源，再加上水旱之灾、赋税之重，民生疾苦非可一言道尽。这种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成了欺骗农民阶层最大的谎言。 农民阶层对权力往往是敬而远之的。在官本位的中国，农民养活了官僚阶层却被官僚而牧之，他们的民生权利始终缺席，总是处在被官僚阶层愚弄、教化、忽视的弱势位置上，甚至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木讷、顺服、麻木，“民生”成了他们最大的悲哀。《秋菊打官司》与其说是中国农民 “官民”意识的觉醒的小芽儿，不如说是一幕黑色的幽默。 四、工商阶层 可以说古代中国有的只是“贱商、官商”传统，而远没有工商文明。据说中国商人是出于周武后殷商遗民失去土地，为生计不得不从事产品买卖的群落，古代“贱商”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对商人经济活动的羁绊与利润剥夺，如汉唐的坊市制度、盐铁等垄断政策、“宫市率市”等税收等；其次，在政治上的压迫，如将商列为四民之末，不得与士大夫官僚同起同坐等；三是在社会舆论（道德）上的歧视，如说商人为奸诈之徒，“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多淫靡”等……由此，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就步履艰难了，一些工商业从业者，只能总结些“旱则资舟”之类的生意经了，而真正的工 商文明哪儿有生长的土壤？——也就谈不上什么尊重财富、财产所有权、公平、契约什么东东了。 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商文化背景下，中国官商竟屡禁不止大为盛行。在古代中国，生财之道往往不是依靠经济规律，而是依靠政治手段，比如官僚阶层入商，这些官人剥削民膏而完成了积原始累，但当时中国产业幼稚，无法投资，于是官人开始放债生息了，于是受官僚公开或私下保护的民间高利贷风行，从而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广泛性的的中国金融经济形式……比如什么红顶商人、比如什么权钱交易，官商使权力成为中国工商经济中最大的资源，特权和垄断成了其特色。 工商经济，无法躲开财产所有权问题，财产所有权从何而来？是否受到合法的保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古代中国只有一个字“政治”。汉文帝曾说：“能富通者在我也”……政治权力，使中国工商经济在财产权上有着劫掠的色彩，并且，（富可敌国的商贾受帝王妒忌而惨遭收为国有的抄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的），权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