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远历史笔记中国史

1.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有那几种学说

《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路新国 (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科学系,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黄帝内经》阐述了饮食营养的重要意义,强调“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饮食营养在预防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膳食结构上,提出了“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在消化生理上,提出了“脾胃学说”;在食物性能上,提出了“气味学说”;在饮食养生上,提出了“调和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基本法则;在疾病的治疗上,提出了“食疗学说”;在疾病恢复期的饮食营养上,提出了“食复学说”;在养生食疗上,提出了“食忌学说”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内经;营养学;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中图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01)04-0174-05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确立了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对饮食营养意义的论述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以下《素问》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黄帝内经素问》)所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所谓“地食人以五味”,即是指饮食营养之“五味”。其中,“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合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灵枢•刺节真邪》,以下《灵枢》原文皆引自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强调了饮食五味、谷气、水谷之精气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故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2 对预防思想与饮食营养的论述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强调预防为主的思想。在预防医学中,饮食营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有关“食养”概念较早的记载。《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如“法于阴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但由于“人以水谷为本”,故最重要或最基础的还在于“食养”,在于饮食营养的“食饮有节”。

3 对膳食结构的论述
《素问•脏器法时论》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五常政大论》也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世界营养学史上最早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分类,并认为膳食应以上述四类食物为主组成,进而用于指导人们饮食生活的记载,是我国古代营养学领域的一大发现,它“精辟地、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饮食指南”[1],对于指导人们保持合理的平衡膳食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近代营养学家将食物分为“六群”或“四群”,用于指导居民保持平衡膳食的方法[2],其精神实质也与《黄帝内经》相一致。《黄帝内经》中这种“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曾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增进民族的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它对于预防由于经济发展、膳食模式西化所产生的所谓“文明病”或“富裕病”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4 对消化生理的论述

在消化生理上,《黄帝内经》提出了“脾胃学说”。认为“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脏别论》);“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玉版》);“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刺法论》);“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灌五藏”(《灵枢•五味》)等,指出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接受和消化饮食物。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必须首先经过胃的消化和吸收,才能转化为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气、血等物质,故称“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并将胃的这种功能概括为“胃气”。由于“胃气”对于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故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根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有鉴于“胃气”之盛衰对人体生理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营养学上也就应十分重视保护“胃气”。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进一步指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素问•经脉别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也”(《素问•厥论》);“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灵枢•本输》)等,进一步阐述了胃的这种消化生理功能,还必须得到脾的运化功能的配合,才能使饮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以化生气血,并运送到全身,从而供养机体。除此之外,人体的消化生理还关系到大肠和小肠,如“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刺法论》)。由于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故脾胃就构成了人体消化生理的核心。任何饮食物的摄取,都取决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包括各种营养补充品等,最终都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输送。由于脾胃在消化生理上的这种重要作用,故又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实际上是从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在饮食营养消化生理上的重要意义,这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强调饮食营养,必须首先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这一内因,必须以脾胃为本,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人体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和输送,这对于解决在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仍然存在着的许多营养不良性疾病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并正在影响着近代营养科学的发展。这种饮食营养以脾胃为本的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科学的特点之一。此外,《黄帝内经》还对消化病理进行了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等。

5 对食物性能的论述

在食物性能理论上,《黄帝内经》提出了“气味学说”。如“气味和而服之”,“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素问•五脏别论》);“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黄帝内经》中有关食物性能理论的“气味学说”,主要包括了五味与四气两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对食物五味的认识,《黄帝内经》中有着较多的论述。《灵枢•五味》说“谷气有五味”。所谓的“五味”,是指饮食物所具有的“甘、苦、辛、咸、酸、淡”几种不同的味。在这里,包括淡味在内虽然已超出了五种味,但习惯上仍将淡味归属于五味。关于“五味”的作用及阴阳属性,则“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素问•脏气法时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涌泻为阴,淡味渗泻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饮食五味与人体五脏的关系,则“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入”(《灵枢•九针论》);以及“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灵枢•九针论》)等,说明“五味”还与归经学说等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味”与五脏有着不同的亲和力。此外,《黄帝内经》还运用五行学说阐明了五味之间的关系,如“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论述。如《灵枢•五味》的“五谷:禾亢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五味之外,在《黄帝内经》中还提出了“五臭”的概念,即臊、焦、香、腥、腐:“肝,其臭臊。心,其臭焦。脾,其臭香。肺,其臭腥。肾,其臭腐”(《素问•金匮真言论》)。关于对食物四气的认识,虽然在《黄帝内经》中直接的论述较少,但从其所论述的治则等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水谷之寒热,感则害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说明食物同样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食性。其中,寒凉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热性体质或热性病证,温热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寒性体质或寒性病证。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黄帝内经》在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上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研究,而将食物的营养物质统称为水谷之“精微”(《灵枢•五味》)、“精气”(《灵枢•平人绝谷》)、“食气”(《素问•经脉别论》)、“谷气”(《灵枢•刺节真邪》)等。对食物“精微”物质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食物作用于人体的反应来进一步归纳为“气味学说”,从而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科学中独特的“食物性能理论”。也正是传统饮食营养学这种以人为本、从作用认识食物营养的方法,它较之于西方近代营养学从成分认识食物的方法有其特色和优势。西方近代营养学在食物成分的认识上,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对食物成分的认识也就存在其局限性。而中国传统营养学从食物作用于人体来观察其功能,也就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食物的营养价值。

6 对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

有关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中总体概括为“食饮有节”(《素问•上古天真论》)。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了调理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黄帝内经》中的有关论述,虽大多指的是针法或治法,但从“医食同源”的观念出发,也同样适用于饮食营养学。
6.1 调理阴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阴阳的相对平衡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因此饮食营养也必须围绕调理机体的阴阳来进行,以保持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为目标。由此,调理阴阳也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
6.2 谨和五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五脏生成》也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认为饮食五味虽然可以养生,但是偏嗜五味,导致饮食五味太过又会损伤人体,因此应“谨和五味”,才能享有天赋的寿命。
6.3 因人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夭刚柔》);“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灵枢•卫气失常》)。《灵枢》更有“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人的禀赋等的不同,将人分为25种不同的体质特性,此外,尚有《灵枢•通天》的“阴阳五态人”等。由于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因此在饮食营养上也应“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素问•八正神明论》),必“先知二十五人”,“别五态之人”,“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灵枢•经水》),“审有余不足,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灵枢•通天》)。因此,根据不同的体质等情况,采取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因人制宜”的基本法则。
6.4 因时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灵枢•四时气》说“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又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更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因此,饮食营养应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根据季节寒热的不同,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这也是传统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的具体体现。正如《素问》所说“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6.5 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异法方宜论》又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之大体也”。我国国土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各有不同,因而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因此,在饮食营养上还应兼顾到地域环境的不同情况,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即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

7 对食疗的论述
食疗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临证学中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和特色之一,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较多的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医食同源”、“药食同用”的思想。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灵枢•五味》)等。不仅如此,《黄帝内经》中还记载了以药物和食物配伍治疗疾病的内容,已具有了“药膳”的含义,可谓是最早的食疗药膳方。如“半夏秫米汤(粥)”,并详述对用水、用柴、用火等的要求。《素问•腹中论》以“四乌鱼则骨一

2.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二的一道论述题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大儒情怀
【 2004-12-31 14:39:54】
杜甫的推己及人情怀，从哲学思想看，属于“民胞物与”的思想。
“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出宋儒，但其思想却古已有之，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爱物思想是民胞精神的扩展。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尽心上》）这是由己及人、老幼及人思维方式所自然产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有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张岱年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性学说，一是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三是《易传》的天人调谐说。”他认为《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即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见《文化与哲学》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可以认为爱物思想就是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儒家认为，由于人秉“至诚”，所以能与万物相应而感通。《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但爱物思想得到系统阐述是宋代。同是张载，他在汉代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及宋代邵雍“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说法。我们要谈的是，张载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他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他在《正蒙?诚明》一文中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为大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他从事物的普遍性引出道德原则，即然万事万物（人与物）都有统一的本性，所以人和物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爱人爱物。
张载讲“性者万物之一源”，也含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意思。他在《语录?上》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联系其《西铭》的“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说的也是人类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人是万物之一物，这种思想显然在道家思想中早有表述。老子讲道生万物，庄子讲齐物论，鼓吹物化，都是把人看作物的一部分。尽管人是万物之灵，但毕竟是万物之一，在先秦思想家的学说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让中国的诗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庞朴先生指出：

“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象》）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二者各有所司，相得益彰。在许多地方，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类，常常被说成是相互包容的，如《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庄子?达生》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这种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先说杜甫的民胞精神。民吾同胞，人人皆同胞，皆吾兄弟，其人性的共同基础不言自明。这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化，本来重伦理情感。不过，儒家爱人思想中，是讲究爱有差等的。推己及人，幼吾幼老吾老，是根据血缘亲情来推衍爱的范围的。杜甫对家人--妻子、儿女、兄弟以及亲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挚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怀舍弟》……等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亲情。但民胞精神是超越亲情的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它不带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所以，杜甫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固然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的亲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关心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诗篇更显示出诗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凝结于此。正是这个原因，他批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对征兵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反对暴政，反对统治者奢侈腐化，反对横征暴敛……前面我们从德政的角度指出了杜甫的批判意识，现在从人性的角度反观，亦可把握杜甫的忧患。批判和德治理想核心的内容仍是对“民”（人）的命运的关怀。具体而论，杜甫的民胞情怀，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同胞”生命的关怀，这是属于终极关怀的内容；二是对生活苦难的关切，此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三是对无助的弱者的同情和帮助；四是对上层人物经历由盛而衰的境遇表示宽恕与同情。后一点专节谈论。现分别说说前三者。
对生命的关怀，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却的。杜甫自己的忧生不用说，那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在关心他人生命时，表现出深沉的情感和鲜明的态度。杜甫为救房?而丢官，但对于房?指挥的陈陶之战的大败，却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
关于陈陶泽之败，《新唐书?房?传》称：“初战，北军不利，?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廷恩促战，故败。”虽然战败的责任不能由房?一人承担，但作为主帅，是无法辞其咎的。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其所以不隐，就是那四万义军的鲜血化为陈陶泽水的惨烈景象，是任何一位具有人道精神的人都无法忘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与自己友善的人，他让四万良家子作了荒魂野鬼，也难以为之回护。这种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认识是根源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以此来品评人物并不为尊者、友者讳，见出杜甫的正直品格。
写于同时的《悲青坂》，也表现出对阵亡将士深切的悲悼：“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由于安史叛乱，战争无情地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杜甫为之深恸伤悼，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表示自己的关切。“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复愁十二首》之三）“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战血留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述怀》思念家人安危，也勾勒出当时人命危如丝的惨景：“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他反对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开拓疆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五百字》)。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相和、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他持久不懈地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拥护正义战争，也反对其中的非人道行为，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危。
对人民生存权利的关心，是杜甫民胞思想的又一表现。此一内容，与杜甫的仁政理想有关。在本课前几讲所论及的反奢侈，尤其是反诛求的问题，着眼的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利。这里仅作提示，不再具体论述。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又呈吴郎》最能体现这种情怀：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此诗写于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大历二年，767）。诗人此时暂居?西一所草堂。生活上靠朋友救济。草堂前有枣树几棵，邻近一寡妇无以谋生，常来扑枣，杜甫从不干涉，借以表示自己的一点帮助。后来杜甫迁居，将?西的草堂借给从忠州来此地任司法参军的亲戚吴郎。吴郎住下后，便将枣树围上篱笆。此举是保护杜甫的财产，也显然是针对扑枣老妇的。杜甫知道后，立即以诗代简，劝阻吴郎。理由也很简单，这是一个寡妇，饥寒交迫，扑枣是迫不得已。正因为如此，不但应该让她采摘，还应该提供一个较为亲善的环境，让她感到自然，不致恐惧。想来杜甫以前，显然是当其扑枣时，便尽量回避，不让老妇看见自己，还要让他觉得这是主人弃置的野味。草堂易主之后，老妇对新来的客人本有戒备，而吴郎一插篱笆，便让老妇感到了新主人的防范，同时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的违礼。这不是将老妇的最后一点希望泯灭了吗？以前老妇曾向诗人诉说过官府征求让人一无所有的悲况，每念及此，诗人便热泪涔涔。而今自己连这唯一的可以助人的方式也被吴郎中止了，怎能不让他着急。这首作品的激动人心，在于它反映了诗人仁爱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诗篇充满了温情，充满深厚的仁慈，它超越了孟子推扩仁爱的爱有差等的观念。这个妇人与杜甫素不相识。帮助朋友和相识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帮助不相识的，尤其不同阶层的人就不太容易。帮助别人渡过暂时的困难也容易，要帮助无力摆脱贫困者则很难，一个不饿饭的人任西邻扑枣，本来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希望别人继续这样做。更不容易的是，当别人冷漠此事时，他还要提醒别人注意。实际上，当杜甫第一次任西邻扑枣时，他就自觉地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救助这位寡妇。这种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检验一切社会良知的标准。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大到谏诤皇帝（如为房?），推荐人才（推荐岑参）--这是他在朝短短时期内留下的“政绩”，小到“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小则小矣，却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诗写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
再看杜甫的爱物思想。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水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爱物即“物与”思想，表现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这种“尔汝群物”的态度展示的是诗人亲近自然的情怀。杜甫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议论，但他的诗篇却明显地表达了天地化育万物，人与物同受造化沾溉的认识。《北征》中对自然的描写就很说明问题。诗人在探亲途中，看到人类社会是“乾坤含疮痍”，“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自然界呢，“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诗人一方面是有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反差，但“雨露之所濡”二句，却又见出诗人对造物主平等待物的认识。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笺》云：“天之育物，无有差等，见造物之伟大。”诗中虽是论物，却可看作是对世间万物的一句总评。至于人类社会自作孽，那是另一码事。
杜甫对自然界的吟咏，大约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咏大自然的美，即对美的自然界的玩赏态度。一是对自然中那些被损伤，被遗弄，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三是由仁民爱物思想而产生的人与物的对比，进而对自然界流露出的向往之情。
对自然美的吟咏，是唐诗的重要内容。在唐以前已曾有之，在唐以后亦不曾断绝。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尚算不得杜诗独具的特色。尽管杜甫写下了不少优美动人，快炙人口的诗篇，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六）“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其七）以及“风含翠?娟娟净，雨?江蕖冉冉香。”（《狂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等等优美的句子。
杜甫的“物与”思想，表现为一种与物无间的赤子之心。杜甫对自然界那些勇敢矫健的动物，格外喜欢，他常常倾注炽热的感情，视它们为可共生死患难，可寄托豪情壮志的朋友，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峰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又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骐?出东壁。一匹?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此诗所表现的“物与”，主要是诗人性格与所咏之物的品格的契合，即人格与物性的契合。而能充分表现杜甫的“物与”精神的，还是那些对自然界的“弱者”的予以同情的诗篇。和诗人关心民瘼的情怀相似，他对那些弱小的、病态的、衰微的物体寄与了更多的关注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怜悯。杜甫写有一组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病马、瘦马等一组诗，值得注意。他写《病柏》：
有柏生崇岗，童童状车盖。……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志意满，养子穿穴内。
写《枯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如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啄雀，侧见寒蓬走。……
写《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写《瘦马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兀如堵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写《病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这组“病物”诗，又是咏物诗。咏物诗讲究寄托。这组诗的寄托也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寄托“病物”本身的哀怜，二是寄托了政治见解，颇具讽喻色彩。病柏，病橘等本身亦可哀怜，而天意高难测，人意更难知，如此缺少生意的物体，还要横遭斧斤被剥割，被摧残，直至衰亡。因为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诗人视物与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作是自己的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诗人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出的却是爱民的情怀。而这种出自本性的人道的情怀却又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对制度的批判。
写马也是从两处着笔：形体上的对马的刻画，表示对病弱的同情，寓意上却是怀才不遇，英杰沉沦下潦的哀惋。《瘦马行》借一匹被遗弃的官马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病马》则突出“尘中老尽力”的品行，“物微意不浅”的忠诚。寓意十分明显。
由于以上几首诗寓意十分明显，以致其“物与”的精神常常被讽喻的色彩所掩盖。杜甫另有一些写病、饥的作品，则是脱去讽喻色彩，显示出移情的特点。杜甫身逢乱世，流离所失，生活上饥寒交迫，精神上孤独寂寞，这种情绪的外射，便使他笔下的动物也带有相类似的特点。“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雨四首》其四），“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一），“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晚行口号》），“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寄杜位》），“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送高十五书记十五韵》），这些动物饥饿状态的描写，无不明显地带着诗人自身的体验，而对这些不幸的小动物的关注，正是杜甫爱心所至与小生灵心息相通的表现。
杜甫的物与思想，还深切地表现在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大量描写。物我同一，与庄子的“物化”说有内在联系。杜甫确有“物化”的境界，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但那只是一种瞬间的体验，杜甫并没将这种意绪化为自己的人生境界，否则，一个“物化”的人是难于成为社会良知，为担当道义而苦苦磨砺自己的。杜甫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现为把“物”看作自己的朋友，即所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而不是要化为蝴蝶，逃离天地之间。杜甫笔下的自然界，常常充满温暖的情调，富于人情味，那些小动物更是一些与诗人心息相通的充满灵性之物。《鹦鹉》云：“鹦鹉含秋思，聪明忆别离。翠矜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此诗借咏物念开元旧事，但鹦鹉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懂得喜怒哀乐的形象。《三绝句》之二：“门前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诗人与鸬鹚完全是亲密的朋友。杜甫具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常常在诗中与小动物对话，交流感情。“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赵次公注：“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九家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三）“与物委蛇”即“尔汝群物”。正是物我交流，沟通的意思。
杜甫爱物，不仅仅是单向的感情投入，那些可爱的物，尤其是动物，有时还显得比人类更懂得感情，给诗人以温暖和安慰。因而也显得更加可爱，值得友爱。《得舍弟消息》：“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结句十字，把世态炎凉，人情反覆，诗人的孤独寂寞，家犬的通灵与忠诚，写得何等生动形象，又何等沉痛哀伤！杜甫晚年，流落潭州一带，故土尚远，举目非亲，社会的冷漠无情促使他与自然景物及动物更加融洽，亲密无间了。那一时期，杜甫眼中的燕子或许是最富人情味，给诗人许多安慰的生灵。《燕子来舟中作》写道：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曾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燕子与诗人是故交，懂得友情，所以也同病相怜。诗人相识相怜者惟燕而已。燕子呢？娓娓细语于船樯，穿花落水，三匝不去。诗人见此更加伤感。《杜诗镜铨》卷十二引卢德水评语云：“只五十六字，比类连物，茫茫有生世无穷之感，但觉满纸是泪，公诗能动人若此。”此类感受，杜诗颇多。如“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发潭州》），也是表现的人世冷漠，动物有情的倾向。
杜甫爱物，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一种独到的感受。尽管杜诗中有不少同情病马、穷猿、饥鸟、病柏、枯棕的作品，相对而言，杜诗笔下的自然界，还是一个和谐、安宁、富有秩序和规律的世界（那些“病物”之不幸，常常与人类的摧残有关）。动植物除了充满爱心，还表现为生活上的有节有序和自得其乐，没有等级差别，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是一个与人间世界迥别的“世外桃源”。这个和谐的世界是诗人的政治理想的“物化”，它明显寄托着杜甫的某种憧憬。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寒暑易节，山川如故。这个“理想国”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独立运行。年复一年，战乱未休，“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伤春五首》其一）春天不因人间的争战杀伐而姗姗来迟，仍然花红柳绿，各得其所：“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花柳更无私”（《后游》），或者“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早花》）在诗人眼中，自然界的代谢节序，自成规律，不为外界干扰，各得其宜，和睦安宁，与人世间的种种喧嚣烦恼形成鲜明对照。“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过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怀》）“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惟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春花之无忧，秋菊之傲然，都反映出诗人对自然界宁静与和谐的境界的赞美，又反衬出诗人不安宁的生活状况。
草木如此欣欣向荣，自得起乐，动物更是安详自在，逍遥无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梁燕，水鸥，风蝶何等自在潇洒。这些描写都流露出了诗人对自然界亲近融合的“物与”情怀。
纵观杜诗，咏物诗之多，是空前的。除上面讨论过的作品，尚有《苦竹》、《蒹葭》、《胡马》、《??》、《孤雁》、《促织》、《萤火》、《归雁》、《白小》、《猿》、《鸡》、《鹿》、《丁香》、《栀子》、《丽春》、《花鸭》、《黄鱼》……明人钟惺评杜甫这些篇什“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赏玩者，有劝戒者，有指点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灵者，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辩。咏物至此，仙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唐诗归》卷二十一）钟惺指出了杜诗那多变的手法，而这也是对杜甫爱物思想的一个最好说明。

3. 中国传统饮食营养价值

《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路新国 (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科学系,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黄帝内经》阐述了饮食营养的重要意义,强调“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饮食营养在预防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膳食结构上,提出了“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在消化生理上,提出了“脾胃学说”;在食物性能上,提出了“气味学说”;在饮食养生上,提出了“调和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基本法则;在疾病的治疗上,提出了“食疗学说”;在疾病恢复期的饮食营养上,提出了“食复学说”;在养生食疗上,提出了“食忌学说”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内经;营养学;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中图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01)04-0174-05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确立了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对饮食营养意义的论述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以下《素问》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黄帝内经素问》)所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所谓“地食人以五味”,即是指饮食营养之“五味”。其中,“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合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灵枢•刺节真邪》,以下《灵枢》原文皆引自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强调了饮食五味、谷气、水谷之精气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故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2 对预防思想与饮食营养的论述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强调预防为主的思想。在预防医学中,饮食营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有关“食养”概念较早的记载。《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如“法于阴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但由于“人以水谷为本”,故最重要或最基础的还在于“食养”,在于饮食营养的“食饮有节”。

3 对膳食结构的论述
《素问•脏器法时论》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五常政大论》也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世界营养学史上最早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分类,并认为膳食应以上述四类食物为主组成,进而用于指导人们饮食生活的记载,是我国古代营养学领域的一大发现,它“精辟地、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饮食指南”[1],对于指导人们保持合理的平衡膳食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近代营养学家将食物分为“六群”或“四群”,用于指导居民保持平衡膳食的方法[2],其精神实质也与《黄帝内经》相一致。《黄帝内经》中这种“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曾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增进民族的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它对于预防由于经济发展、膳食模式西化所产生的所谓“文明病”或“富裕病”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4 对消化生理的论述

在消化生理上,《黄帝内经》提出了“脾胃学说”。认为“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脏别论》);“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玉版》);“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刺法论》);“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灌五藏”(《灵枢•五味》)等,指出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接受和消化饮食物。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必须首先经过胃的消化和吸收,才能转化为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气、血等物质,故称“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并将胃的这种功能概括为“胃气”。由于“胃气”对于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故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根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有鉴于“胃气”之盛衰对人体生理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营养学上也就应十分重视保护“胃气”。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进一步指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素问•经脉别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也”(《素问•厥论》);“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灵枢•本输》)等,进一步阐述了胃的这种消化生理功能,还必须得到脾的运化功能的配合,才能使饮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以化生气血,并运送到全身,从而供养机体。除此之外,人体的消化生理还关系到大肠和小肠,如“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刺法论》)。由于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故脾胃就构成了人体消化生理的核心。任何饮食物的摄取,都取决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包括各种营养补充品等,最终都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输送。由于脾胃在消化生理上的这种重要作用,故又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实际上是从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在饮食营养消化生理上的重要意义,这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强调饮食营养,必须首先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这一内因,必须以脾胃为本,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人体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和输送,这对于解决在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仍然存在着的许多营养不良性疾病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并正在影响着近代营养科学的发展。这种饮食营养以脾胃为本的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科学的特点之一。此外,《黄帝内经》还对消化病理进行了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等。

5 对食物性能的论述

在食物性能理论上,《黄帝内经》提出了“气味学说”。如“气味和而服之”,“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素问•五脏别论》);“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黄帝内经》中有关食物性能理论的“气味学说”,主要包括了五味与四气两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对食物五味的认识,《黄帝内经》中有着较多的论述。《灵枢•五味》说“谷气有五味”。所谓的“五味”,是指饮食物所具有的“甘、苦、辛、咸、酸、淡”几种不同的味。在这里,包括淡味在内虽然已超出了五种味,但习惯上仍将淡味归属于五味。关于“五味”的作用及阴阳属性,则“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素问•脏气法时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涌泻为阴,淡味渗泻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饮食五味与人体五脏的关系,则“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入”(《灵枢•九针论》);以及“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灵枢•九针论》)等,说明“五味”还与归经学说等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味”与五脏有着不同的亲和力。此外,《黄帝内经》还运用五行学说阐明了五味之间的关系,如“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论述。如《灵枢•五味》的“五谷:禾亢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五味之外,在《黄帝内经》中还提出了“五臭”的概念,即臊、焦、香、腥、腐:“肝,其臭臊。心,其臭焦。脾,其臭香。肺,其臭腥。肾,其臭腐”(《素问•金匮真言论》)。关于对食物四气的认识,虽然在《黄帝内经》中直接的论述较少,但从其所论述的治则等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水谷之寒热,感则害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说明食物同样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食性。其中,寒凉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热性体质或热性病证,温热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寒性体质或寒性病证。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黄帝内经》在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上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研究,而将食物的营养物质统称为水谷之“精微”(《灵枢•五味》)、“精气”(《灵枢•平人绝谷》)、“食气”(《素问•经脉别论》)、“谷气”(《灵枢•刺节真邪》)等。对食物“精微”物质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食物作用于人体的反应来进一步归纳为“气味学说”,从而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科学中独特的“食物性能理论”。也正是传统饮食营养学这种以人为本、从作用认识食物营养的方法,它较之于西方近代营养学从成分认识食物的方法有其特色和优势。西方近代营养学在食物成分的认识上,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对食物成分的认识也就存在其局限性。而中国传统营养学从食物作用于人体来观察其功能,也就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食物的营养价值。

6 对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

有关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中总体概括为“食饮有节”(《素问•上古天真论》)。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了调理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黄帝内经》中的有关论述,虽大多指的是针法或治法,但从“医食同源”的观念出发,也同样适用于饮食营养学。
6.1 调理阴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阴阳的相对平衡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因此饮食营养也必须围绕调理机体的阴阳来进行,以保持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为目标。由此,调理阴阳也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
6.2 谨和五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五脏生成》也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认为饮食五味虽然可以养生,但是偏嗜五味,导致饮食五味太过又会损伤人体,因此应“谨和五味”,才能享有天赋的寿命。
6.3 因人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夭刚柔》);“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灵枢•卫气失常》)。《灵枢》更有“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人的禀赋等的不同,将人分为25种不同的体质特性,此外,尚有《灵枢•通天》的“阴阳五态人”等。由于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因此在饮食营养上也应“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素问•八正神明论》),必“先知二十五人”,“别五态之人”,“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灵枢•经水》),“审有余不足,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灵枢•通天》)。因此,根据不同的体质等情况,采取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因人制宜”的基本法则。
6.4 因时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灵枢•四时气》说“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又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更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因此,饮食营养应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根据季节寒热的不同,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这也是传统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的具体体现。正如《素问》所说“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6.5 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异法方宜论》又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之大体也”。我国国土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各有不同,因而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因此,在饮食营养上还应兼顾到地域环境的不同情况,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即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

7 对食疗的论述
食疗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临证学中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和特色之一,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较多的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医食同源”、“药食同用”的思想。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灵枢•五味》)等。不仅如此,《黄帝内经》中还记载了以药物和食物配伍治疗疾病的内容,已具有了“药膳”的含义,可谓是最早的食疗药膳方。如“半夏秫米汤(粥)”,并详述对用水、用柴、用火等的要求。《素问•腹中论》以“四乌鱼则骨一

4. 《司马光》字词翻译和译文

《司马光》原文：

司马光，宋哲宗时宰相，尝主编《资治通鉴》，为一时之名臣。其幼时患记忆不若人，众兄弟既成诵而游息矣，独闭门不出，俟能讽诵乃已。自言：“用力多者收功远，乃终身不忘也。”及长，遍览古籍，博闻强志，曰：“书不可不成诵。或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司马光》译文：

司马光（他）是宋朝的首相。他负责编纂当时著名的大臣资治通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害怕自己的记忆无法与别人相比。其他兄弟会背诵、玩耍和休息，但他不会关上门，直到他能背诵。（司马光）自言自语道：“因为，当你努力学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长的收获，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它了。”

当司马光长大的时候，他已经读了所有的古书，有了广泛的知识，有了扎实的记忆。他说：“读书不能不背诵，有时骑在马上走，有时半夜睡不着觉，念诵着读的文章，想着它的意义，收获会更多。”

(4)寒远历史笔记中国史扩展阅读：

《司马光》创作背景：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编纂了《资治通鉴》，这本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在宋代神宗面前与王安石争论，认为祖先的法律是不可改变的。神宗死后，沈太后被任命为首相，新的法律被废除。

司马光是保守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势力，这与王安石的新法律是不相容的。但在历史上，一个有着巨大造诣的人负责编写《紫枝》的一般指南。

司马光从小就喜欢读历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任何人都很难读完这些庞大的历史书籍，尤其是皇帝和大臣们。于是他召集了一批人，按年份编辑古今史。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把它们编成1000多卷，取名《资治通鉴》。所谓“资治”有利于治国，“综合参考”是指从古至今可以吸取的历史经验或教训。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马光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