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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

发布时间:2021-03-08 22:05:48

A.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的发展历史

1.2003年4月10日至11日,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第一期信息员培训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位信息员接受了培训,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信息员队伍正式组建。
2.2003年4月28日,“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并开始实施。
3.2003年6月,协助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集中宣传了高职高专院校的“非典”防控工作。
4.2003年11月20日,“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信息员奖励条例”公布并开始执行。
5.2003年12月24日至25日,信息员第二次会议在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召开,“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信息员工作守则”正式发布,并开始实施。
6.2004年3月,信息员在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拥有了专用邮箱。
7.2004年4月,第一期“信息员通讯”编辑完成并与全体信息员“见面”。
8.2004年8月21日至24日,信息员第三次会议在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
9.2004年9月至10月,搜集并编辑完成了各省高职院校基本信息一览表。
10.2004年9月至11月,搜集并编辑完成了“中国高职院校风采”。
11.2004年12月,对各省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情况进行了集中宣传。
12.2005年5月至6月,集中对各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计划进行了宣传。
13.2005年9月至10月,搜集并整理了各省高职高专院校对口支援情况。
14.2005年11月至12月,对各省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情况进行了集中宣传。
15.2005年12月26日至28日,信息员第四次会议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召开。
16. 2007年网站2008年召开第五次信息员会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苏志刚为信息员们作了题为“树高职品牌 建国家示范”的专题报告,并寄语信息员们要不断提高学习力、思考力和实践力,因为学习力、思考力和实践力是最大的竞争力。
17. 2008年第六次信息员会议在,此次会议重点介绍了本年度所取得工作成就以及表彰优秀信息员。
18. 2008年正式授权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并进行数据的更新于维护。
18. 2010年全面改版,推出多个新频道,信息量进一步增大。
网站宗旨:
党和国家的政策窗口,是宣传高职高专教育的交流平台
网站建设的目标: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成为“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的网络协同工作平台和面向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及广大师生的服务平台。我院将充分利用已有校园网络条件,保证“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的高速、稳定、安全、不间断运行。
网站至今所取得的成绩:
“高职高专网”已经成为中国高职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内容发布的权威平台,其中内容页面接近三万,日平均访问量约为300,总访问量接近20万。
网站的长远规划:
继续贯彻高职教育基本路线,为党和政府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努力发掘为高职教育探寻新的实践方案。

B. 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发展大致分为两大时期;两大时期又可根据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
第一阶段从1901年到1919年 (或1915年)。他从翻译、介绍日本学者编写的教育学始,到国人自己编著教育学呈第一次高潮止。这是直接向日本“引进”以介绍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为主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初建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与教育学科建设中断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由向日本学习转为向欧美学习的阶段,也是中国教育学界开始形成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和代表人物,同时出现结合中国教育实际与问题展开独立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总体上可称为积聚和建设的阶段。可视为是引进方向的第一次整体转向。
第三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 (或1956年)。这是教育学界批判杜威、批判解放前国内“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时期,也是全面引进苏联教育学科领域教科书的时期。发生了“引进”方向的第二次整体转向,由学西方转向学苏联。
第四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本阶段以1958年的“教育革命”为重要事件,出现了教育学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的诠释的独特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第一次出现的所谓“教育学中国社会主义化”的努力。可称为教育学科由外学转为向内树的第三次大转向。
第五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教育学领域遭受毁灭性破坏,是十分严重的第三次中断时期。
第六阶段从1977年至2000年。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学术视野日渐拓展,国际交流日益加强,且形成了教育学科的当代体系。中国教育学科建设因“元研究”的出现而开始进入“自为时期”。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从恢复到繁荣并开始走向独立化的时期

C. 论述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的发展及科技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职业教育又是世界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趋势。
一 职业教育的概述 职业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如对职工的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等各种职业培训以及各种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职业学校教育等都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且是发展到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职业教育受益于社会,社会也可受益于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和神圣职责。
二 发展职业教育的意义
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从事社会劳动
的人口主要包括从业人员、失业人员,也包括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就学人员、从事家务人员和军队服役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社会生产和经济建设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劳动来实现的,他们的素质状况,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曾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有职业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改善了中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结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促进了劳动就业和社会稳定。许多行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时,都对职业教育为行业培养的高素质劳动者予以肯定。因此,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发展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就业率的提升。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就业率及从业质量,把中国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这不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同时也要求每一个就业者在解决个人温饱的同时,都应当更多地在加强自身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个人技能及综合素质,帮助从业企业更大发展方面做出努力,这不仅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也提升了个人的就业质量和生活水平。因此可见,要就业,就好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利于通过教育、再教育提高就业者素质, 增强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 拓宽其就业渠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深入农村,促进劳动力转型。国务院多次提出要把职业教育当做今后教育的工作重点来抓;同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表示,未来职业教育的工作重点是让更多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掌握知识技能,改变当前农村学生工作困境。职业教育就是培养具有扎实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农村学生只有经过技能培训,才能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人才,实现转移就业。职业教育为农村学生的就业服务,通过对学生技能与知识的培养,为农村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平台。发展职业教育就是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量,给农村学生更多的学费和助学优惠。
三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及成就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
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其真正获得蓬勃发展的驱动力并赢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确实在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4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从此进入恢复阶段;1985年底,全国职业教育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之后的十年间大步向前发展;虽然从1997年开始经历了短暂的滑坡,但2002年开始职业教育又迎来了它的重振阶段,此后便蓬勃发展,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在校人数显著增长。
到了21世纪,职业教育的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务院曾先后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于2002年和2005年两次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把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并明确了职业教育工作的三大任务:巩固、发展、提高。至此,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
(二)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就及规模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职业教育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据有关数据表明,截至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共有近15000所;年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人,在校生达到2056万人;高等职业院校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达到31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900多万人;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每年达到1.5亿人次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3800万人次,农村实用技术培训4800万人次,企业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培训9100万人次。并且,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率达到68%。
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从2006年至今,各级财政共安排资金约400亿元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80多亿元,地方财政安排约220亿元。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学生受资助面达到90%。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享受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受资助面超过20%。

D. 概述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

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
中国古代教育分为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
官方教育据史书回记载:
夏商时期答叫“庠”、“序”(就是学校);
西周时期叫“辟雍”;
西汉时期官方学校分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设“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地方上置“学宫”;
清朝光绪年间学校叫做“学堂”;
辛亥革命后将“学堂”更名为“学校”沿用至今。
我们国家的古代教育从从远古就开始了,那时并未有文字,更不可能有书籍教材,只有言传、手教、示范这种传统的师傅教徒弟,直到文字的出现,记录之后可供后人观看学习。现有民间教育,类似于私塾,广收门徒,如老子、空子、门子等,而后转向了官方办学与民间私塾并存,而职业教育还是传统的模式。例如木匠、瓦匠等。直到清末才将教育分专业划分。

E. 论述及案例分析 简述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是发展非常缓慢的。当时全国的学校还是非常少的,很多人都上不起学的。

F. 高职院校的发展历史

1、早在清末1902-1904年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就规定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这两种高等学堂就是中国近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高职院校。
2、中华民国政府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的“壬戌学制”的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现代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远的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至今仍然在台湾贯彻实施。
3、1949年后,中国的高职院校除了高等师范院校真正是在继续走高等职业教育之路外,其他的高等职业教育几乎没有或是名存实亡。
4、1980年,天津职业大学创办,这是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所师范院校之外的高职院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决定”颁布以后,全国先后建立起120余所职业大学,举办高职教育。
6、1991年,中国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决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方向、任务、措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再一次重申建立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问题,也再一次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
7、1993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由国务院颁布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会议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今后发展的两个重点,一是基础教育(重中之重),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纲要”更加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有计划的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改革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成人高校以及举办灵活多样的高等职业班等途径,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8、1996年,召开了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同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教会议提出,通过三级分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三改一补”(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成人高校改革;中等专业学校办高职班作为补充)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同时,《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使职业教育走向了依法治教的道路。《职业教育法》的第13条指出:“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9、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在本法中非常明确地把高等职业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确定了下来。
10、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标准分类”将教育分为七个等级:学前教育为0级、小学教育为1级、初中教育为2级、高中阶段教育为3级、高中阶段与大学阶段之间有一段补习期教育为4级、大学阶段教育为5级、研究生阶段教育为6级。“标准分类”将大学教育(5级)分为学术性为主的教育(5A)和技术性为主的教育(5B)。“标准分类”对学术性为主的教育(5A)描述为:“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目的是进入高级研究课程和从事工程要求的职业作充分的准备。”“标准分类”对技术性为主的教育(5B)描述为:“课程内容是面向实际的,是分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级学业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从“标准分类”可以看出,5B就是我国所追求的高等职业教育,它的发展是世界教育的总趋势,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标准分类的颁布,使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权威性的确认。
11、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加快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12、2006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开始实施被称为“高职211工程”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力争到2020年中国大陆出现20所文化底蕴丰厚、办学功底扎实、具有核心发展力且被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界广泛认可的世界著名高职院校;重点建设100所办学特色鲜明、教学质量优良在全国起引领示范作用的高职院校;重点建设1000个技术含量高,社会适应性强,有地方特色和行业优势的品牌专业。截至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财政部已经正式遴选出了天津职业大学、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和8所重点培育院校。自此,中国大陆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G. 中国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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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739&id=49727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4/3798.html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二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5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1912-1937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7/167051.html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

H.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I. 如何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职业教育

现在国家也正在大力扶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担负着对劳动者知识、技术、回技能的积累、传授、补答充、更新和拓展,培养各类各级技术人员的就业能力、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职业思想、职业道德等,旨在提高技术人员素质的多种任务。对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远景目标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具有鲜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职业教育造就和提高高级、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而且,各技能层次上的技术人才又有对各行各业职业上的需求。所以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等,如果适应了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质量也适应了劳动力市场的要求,那么职业教育就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职业教育是非常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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